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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视频期刊JoVE简介

       教育部科技部最近关于破除“SCI”论文至上的文件发出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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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战疫”,我们在行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文献资源无限期免费开放

    2020鼠年的春节注定了不平凡。新型冠状病毒导致的肺炎疫情突然爆发,裹挟着春运洪流迅速传播,在这个本该阖家团圆的假期,全国打响了抗击疫情的阻击战。无数医务工作者、各行各业的工作人员都积极加入其中。作为针对疫情攻坚克难的科研人员,同样在第一时间积极通过学术研究竭力阻止着疫情的进一步蔓延,加速开发着有效的治愈药物,这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是无数国人期盼目光里的信任。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此次疫情,习近平在疫情防控工作会议中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强调,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战胜疫病离不开科技支撑。要科学论证病毒来源,尽快查明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密切跟踪病毒变异情况,及时研究防控策略和措施。要调动高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各方面积极性,组织动员全国科研工作者参与疫情防控方面的科研攻关,推动相关数据和病历资料的开放共享,加快病毒溯源、传播力、传播机理等研究,及时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要加强有效药品和疫苗研发,注重科研攻关与临床、防控实践相结合。 党中央在指导,一线科研和医务人员在攻关,作为承载科学研究文献的平台,中国科技论文在线一直秉承着科研成果第一时间发布、第一时间分享、第一时间实践的核心理念,平台郑重向广大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事业单位的科研工作者们发出倡议:共克时艰,我们在行动!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热切欢迎科研人员将相关研究进展通过预印本论文、学术快报等形式投稿、发布到本平台,平台承诺将针对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生物学、药学、中医与中药学、预防医学与卫生学等学科及其他学科与疫情相关的论文,审核及发布时间从7个工作日大幅缩短为3个工作日,火线发布相关研究,最快速度共享研究成果。同时,平台作为国内第一家科技论文预印本及开放获取网站,在库的10万+篇预印本论文及总计达150万+篇的科技论文,全部文献均可无限期免费开放获取全文。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进一步响应国家和行业的号召,已加入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新闻出版局号召发起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我一个”行动。 我们呼吁,请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加入到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来,用严谨的学术态度着力研究防控策略和措施,利用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快速、免费发布平台,第一时间让最新研究成果公开,并分享给全国乃至全球关注此次疫情的相关人员,通过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单位的点滴努力,加速研究有效遏制疫情的方法、提高病毒认知水平、减少民众恐慌,为疫情防控贡献绵薄之力。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www.paper.edu.cn) 中国科技论文在线创建于2003年,是教育部主管,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办的学术网站,致力于为科研人员提供论文快速发布、免费获取服务,是国内第一家预印本论文及开放获取论文平台,国际第一批对线上预印本论文实行同行评议的平台。创办至今获得了广大科研人员的关注和支持,在库预印本论文已达10万+篇,在库可免费获取论文全文的文献数量达150万+篇,为国家节省大量科研经费,有效提高科研人员第一时间发布和分享最新科研成果的效率,提升科研成果迭代速率。

    基础医学 新冠病毒 肺炎疫情 开放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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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竞逐ESI会扭曲学科生态

    ESI为何收到热捧       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称ESI)是科睿唯安公司基于SCI(科学引文索引)和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所收录的全球11000多种学术期刊的1000多万条文献记录而建立的计量分析数据库,通过对数据库中近10年的数据进行统计,按照其划分的22个学科领域,通过科研的生产力、影响力、创新力和发展力四个一级指标以及论文数、论文被引频次、论文篇均被引频次、高被引论文、热点论文、前沿论文等二级指标,从各个角度对国家/地区科研水平、机构学术声誉、科学家学术影响力以及期刊学术水平进行全面衡量,按被引频次的高低确定出衡量研究绩效的阈值,给出居世界前1%、1‰等数据区域的研究机构、科学家、研究论文的排名等。   ESI原本只是一项揭示学科发展水平、趋势与热点的指标之一,有其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但自从2010年前后这一指标成为我国科研评价的新宠儿,ESI在国内的价值与意义开始变味儿。   2012年ESI指标被纳入教育部第三轮学科评估体系中,其热度扶摇直上。2015年之后的“双一流”建设作为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发展战略,学科发展是其中重要目标,这与ESI学科排名功能的高度契合,导致高校以及科研人员对这个指标的空前重视。   ESI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国内高校进行学科发展的热情,一些高校也由此取得了较为亮丽的数据。根据软科统计自2016年9月到2019年9月三年间的数据,中国高校入围ESI前1%、1‰、1‱的学科数均显著增加。以前1%学科为例,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中国高校每年新增学科数过百。2016年9月中国高校的入围总数为745个,到2017年9月增加了121个达到866个,2018年继续增加达到971个,而在2019年9月达到了1138个,三年累计增加了52.8%。   中国高校的学科整体发展能够取得这样的数据让人欣慰,但与世界顶尖高校依然差距明显。以哈佛大学为例,其入围ESI前1‱学科数为8个,这一数字是中国所有高校入围数的总和,同时中国高校空间科学前1%学科数仍未破零。   重视ESI没有错,但简单以ESI作为唯一或者核心评价的尺子就错了。比如东部某省规定,如果ESI前1‰就是省级双一流,2‰就不是了。这种唯ESI导向会严重扭曲、误导科研发展。   我们的一些大学与科研机构对于ESI的痴迷已经到了病态的程度,不但“庖丁解牛”般地分析ESI各项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本校情况启动内容丰富的ESI学科建设规划,投入的经费动辄以百万计,在手段上更是无所不用其极:或者真金白银重赏高被引作者,或者直接高薪挖高产论文作者,或者引导学者追逐热点论文,更有甚者不惜通过各种渠道刷高引用率……将建设一流高校变味成追逐一流数据,各种“应试”乱象不断出现,让人触目惊心。       ESI作为评价指标存在“水土不服”       对于ESI,我们要立场鲜明地反对唯ESI,但并不等于不用,而是科学合理地利用,这需要我们对ESI有更为全面的认知,尤其是要结合中国的国情与发展需要。   评价一个学科的实力,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问题。ESI通过文献计量方法对学科排名作为统一尺度下的学科发展参考无可非议,但它提供的仅仅是一个相对客观的维度,而且ESI是以SCI等指标为基础的,因此它不但传承了SCI的特性,也有自己独特的问题。   首先,ESI划分的学科与中国学科不“兼容”。我国当前有13个一级学科以及100余个二级学科,ESI划分的22个学科相当于大类,与国内的这些学科无法完全匹配,这样必然造成学科排名很难直接对应。以ESI“工程学科”为例,它其实囊括了国内信息工程、机电工程、自动化、建筑工程、环境工程等诸多二级学科,假设某个工科强校的ESI“工程学科”是全球的前1%,你其实搞不清楚它到底是哪个二级学科比较强。在如此粗放的学科划分下,划入同一领域的刊物,其性质、关注的方向有时差异很大。   其次,引用上的漏洞以及某些学科的误差。理论上说,论文引用的数量越多,质量越高,论文的引用情况不是作者自己说了算。但这在ESI里面却有“空子”可钻,因为ESI本身并不区分是自引还是他引,这就为“刷”引用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同时,ESI在计算机等学科上的误差也比较大,这是因为计算机最新的工作通常是先发在会议论文集上,而ESI是基于 SCI计算的,基本不包括会议文献,这就使得关于计算机学科的统计很难准确。尤其需要注意的是,ESI的前1%并不是指前100名。这是个很大的误区,因为很多学科的研究机构基数都很大,比如在临床医学学科就有超过4000家进入前1%,按照这个数字看,即便进了前1%,距离真正成为“一流”还差得太远。   最后,ESI不能全面反映中国高校的任务和功能。中国高校的根本任务是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功能,但ESI排名的依据是论文相关数据,只是其一,在高校的其他功能没有统一、可比的指标的情况下,片面强调ESI指标,也必然会背离大学发展的初心,扭曲大学的功能走向另一个极端。     过度迎合ESI会导致大学学科布局畸形发展       客观地说,ESI作为学科评价指标比SCI、EI等指标是有一定进步性的,对中国各高校的学科参考意义也更大。然而,一旦ESI作为目标进入大学评价体系并与资源分配关联,其弊端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在学术和科研宏观层面的破坏力甚至比SCI还要大,最重要的是扭曲了高校学科成长的动力、方向和目的,造成了我国学科布局的畸形发展。   第一,导致学科从自然生长到“拔苗助长”。高校学科的发展逻辑首先应立足于本校实际,根据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和科学发展趋势、学科关联、地方政府需要等情况进行“自然”的树状成长,但从提升ESI排名的角度看,如果一所高校没有ESI指标体系中的学科就会很吃亏。此外,ESI体系中的学科也有容易发论文和不易发论文的区别,很多高校掀起开办医学院、农学院、材料学院的热潮,不过是要占上容易发论文的ESI学科的“一亩三分地”而已,地方政府基于ESI指标的重视所进行的经费拨付导向更是对此推波助澜。   第二,导致人文与工程类特色学科衰落。在ESI的22个学科中,涉及到人文学科仅有两个,经济学与商学、社会科学总论,这让国内很多文史类学科很难与其对应计入,导致那些以人文学科为主的大学很“受伤”,在各项排名中迅速跌落,陷入了不被重视,资源逐步缩减的尴尬境地中;同时,拥有地质、矿业、电力、石油等特色学科的大学,也存在类似的困顿与问题。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文与工程类特色学科衰落,对中国的学科整体发展造成不可逆的重大损失。   第三,导致教授只关心科研。对高校的教授来说,教学、科研与公共服务向来是最基础的三大任务,特别是前两项“一岗双责”在海外一流大学都是基本要求,他们既要做好科研,取得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又要搞好教学,培养出优秀的学生。但ESI的指标是论文导向,高校为了迎合指标只能在资源配置上想办法,将论文的数量和质量与岗位、薪酬、职称、帽子、升迁等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与此泾渭分明的是,教学不但与切身利益关系不大,甚至很难量化和评价。在精力分配的二八原则下,自然出现了搞科研“龙马精神”搞教学“稀松平常”的倒挂乱象,这也是建设一流本科亟待解决的问题。       打造符合国情的大学评价指标体系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学术、科技评价体系一直朝着进一步公平公正的方向发展演变,无论是SCI还是ESI都是带着这种良好期望进入评价体系的,但依然摆脱不了“应试”倾向的功利化魔咒。   应该说,对高校、学者的评价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原则上定性与定量结合评价会更适合,但其中很多难题都是“硬骨头”,需要通过建设中国特色的科研评价体系来逐步解决,有关部门应进一步完善科研以及高校的评估和考核机制,鼓励正确的科研观、学术观,着眼长远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减少管理对量化指标的过度依赖。以下思路可作参考:   第一,打造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实际要求的评价指标。要实现科学评价,就要有适宜完善的指标体系。既然我们当前受制于ESI、SCI等指标的不完善不适宜,国家应从长远考虑打造符合中国国情的科研指标。有学生才可以称之为大学,要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评价指标体系的首位,在评估中把“培养过程质量”“在校生质量”和“毕业生质量”作为评价的主要指标,把大学是如何提高在校学生的内生学习动力作为主要考核,这是中国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第二,加强第三方评价体系建设。在世界高等教育强国的评价体系中,第三方评价体系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国有必要培养一批相对稳定的高水平社会咨询评价机构,承担具体的评价活动。建立凡是由政府出资的项目,皆由第三方机构负责评价、相关部门负责监督并严格准入退出的第三方评价体系,对于打造更加合理的评价体系至关重要。   第三,建设更为合理的分类评价体系。科技评价要充分发挥同行专家的作用,要根据不同类型科技活动特点,建立导向明确、激励约束并重的分类评价标准,营造潜心治学、追求真理的创新文化氛围。要注重科技创新质量和实际贡献,重点突出围绕科学前沿和生产实际需求催生重大成果产出的导向,着力提升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究的原始创新能力,关注共性技术的有效供给能力,支撑高质量创新人才培养的能力,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需求的能力。   科技评价分类要针对科技活动人员、创新团队、平台基地、科研项目等不同对象,鼓励科技人员在不同领域、不同岗位做出特色,追求卓越。如可以按照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转移、成果转化等不同工作的特点,分别建立涵盖科研诚信、创新质量、学术贡献、人才培养、科学普及与开放共享等评价维度,形成更为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   第四,加强新技术在评价体系中的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各种新技术能为评价体系的完善提供有力的支撑。要充分利用公开的数据资料,计入一定的评价权重,通过关联数据的智能处理,评价系统可以获得一个相对真实的科研水平和发展全景,全面反映教学与科研的各个维度,而不仅仅是论文数量的统计。(图片来源于网站,荣誉主编李志民)

    科研评价 ESI S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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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排行榜:理性地看,引导着排

      大学排行榜并不始于中国,它与SCI、ESI等指标一样都是舶来品。我国自1982年出现第一个大学排行榜至今,现在每年公布的与大学有关的种种排行榜超过400个,仅世界大学排行榜就有50多种,其中一些排行榜已经成为社会衡量大学的重要参考和指标。   大学排行榜数量激增的背后是其关注度的水涨船高,它的火爆程度从每次US News、QS、THE、ARWU等大学排行榜发榜之日各方铺天盖地的宣传可见一斑,有的高校甚至以某排行榜的位次进步作为阶段目标。   但在火爆的同时,大学排行榜也一直争议不断,乱象频生。这不由得让我们深思,在"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双一流”建设大背景下,行走于巨大需求和诸多责难之间的大学排行榜,到底应该怎么办?   大学排行榜“问题”不少   近年来,US News、QS、THE、ARWU等在全球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越来越受到国内的重视,这些形形色色的排行榜基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指标,设置不同权重,对大学进行或综合或单项的各类排名,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曾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重视过度尤其是与经费等资源配置挂钩后,其“指挥棒”光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虽然排行榜数量很多,但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一些排行导向单一扭曲大学功能。我国新时期的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功能,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人才培养。但在很多大学排行榜中,人才培养所占的权重少则5%,多则20%,这就意味着至少80%以上的权重跟人才培养没有关系。反而以论文为基础的科研指标占了大头,这等于用相对单一的评价科研机构的方式来评价功能多元化的大学,而一旦被当成评价指标,必然会背离大学的“初心”,扭曲大学的功能。   第二,不同类型大学无法一概而论。我国的高校发展层次和类型各有不同,承担的任务和职责各不相同,高校的基础条件和科研水平也各不相同,具有差异化的历史文化资源、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区位发展和学科与师资条件。所以用同一指标对不同性质的大学进行评判,必然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第三,不同排行榜标准各异。种类繁多的排行榜都有自己的一套指标系统,以QS世界大学排名和US News排名为例,除了以论文为主要代表的科研水平和同行评议占了指标“大头”外,在另外几个指标上,QS强调了师生比、外国留学生和教师的数量、雇主印象等,US News 则强调了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由于评估的指向不同,其指标和结论差异就可能很大。   第四,主观性指标影响排名。QS等排名就曾因过多主观指标和商业化指标而受到批评。有些国际排名机构为了配合中国市场,在极短的时间内推出了很多细分的排名,其质量可想而知。   另外,我国目前对排名机构的资质没有过多要求,由于缺少规范,有的排名机构在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 看到了其中蕴涵的商机,商业利益成为推出大学排行榜的唯一驱动力。这类排名往往除了客观数据,还加入了社会声望以及毕业生就业质量等非客观指标,其真实性和科学性可能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此类排名过多涉及商业操作,不可避免带来客观公正问题的非议,有些国内的大学排行榜还曾经爆出收“咨询费”等人为操纵排名的事件,这对于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大学排行榜的声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然,即便排除了人为因素,客观上说,没有哪个排名是绝对科学、完美和无争议的。对一所大学的评价,就如对一个人的评价一样,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完全量化的指标去衡量。       大学排行榜的“异化”作用   “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争做一流自然是高校的目标,因此每当看到排行榜上的名次起伏,每所高校都不免焦虑。名次不仅事关大学的脸面,更涉及到政绩、招生、经费和各种资源甚至未来在“双一流”建设中可能出现的位置,而这种焦虑又被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反馈无限放大了。   应该说,大学排行榜作为社会和大学一个参考角度,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其成为政府进行资源调配和经费倾斜的重要参考并将大学、学者一同裹挟进来的时候,它的破坏性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急功近利。许多大学为了增加科研指标权重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短期措施,它们为了提升在大学排行榜中的排名,给各个部门下达SCI、ESI数量的硬指标,有的学校甚至把行政人员、医护人员都纳入考核范围,完成论文任务的高额奖励,完不成的末位淘汰。这种简单粗放的管理方式严重违背科研规律,给大学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第二,规模迷信。为了迎合大学排行榜的各项指标,国内相关部门以及不少高校迷信“人多力量大”,以规模论英雄,用规模指标体现质量和水平,想尽办法提高学校规模和招生规模。一些大学盲目扩张规模,以文科见长的学校也开始设立理工科目,开办容易发表论文的学科,甚至不惜走以简单地合校并校扩张规模以达成强校的路径。   第三,生态恶化。由于各项大学排名都以科研和同行评议为主要指标,而其中主要以自然科学为主,这就使得很多人文学科的强校在各项排名中迅速跌落。由于学校的资源总量是一定的,为了快速提升排名,很多高校的人文等学科都陷入了不被重视、资源逐步缩减的尴尬境地当中。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文学科的衰落,对学科整体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   第四,千校一面。由于排名只能靠数据,各所大学通过对数据体系“庖丁解牛”之后,自然而然出现类似于应试教育“刷数据”和迎合指标的应激反应,长期浸淫于这种所谓的趋利避害模式,中国的大学就会变得毫无个性,日渐趋同,这对于强调特色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大学排行榜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既然大学排行榜问题多多,为何它能够长久不衰并热度越来越高?这源于我们过度重视排名的文化诉求。   政府相关部门无疑是需要大学排行榜等第三方排名的。由于中国以公立大学为主,政府指导大学的发展,了解和展示国家高等教育的提升水平,分析对不同高校的投入产出效益需要不同维度的参考。   高校本身当然也需要。任何大学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需要在竞争中确立地位,体现成就,不同类型的学校需要不同的指标来评价,同类大学的管理者知晓自己的优势、劣势及所处位置,进而制定学校自身的发展战略。   考生以及家长的刚需更强烈一些,特别是高考改革和以学科为基础的“双一流”建设进一步加大了报考的信息鸿沟之后,考生以及家长更需要通过排行榜等指标来选择学校、专业。他们不是专业人士,不具备从繁杂的各项数据中抽丝剥茧梳理优劣的能力,大学排行榜无疑提供了直观易懂的“坐标系”。   说到底,大学排行榜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各方心目中简单、直观、明确的标准,它问题不少,却一目了然。如何针对有利于高校发展和学科建设来设计大学评估指标,如何引导大学排行的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如何引导大学排行榜为我所用   大学排行榜在中国的诡异遭遇在于,一方面很多人在批判,另一方面却获得了很大的追捧,这说明我们在高校评价层面缺乏有效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启动的“双一流”建设要求“以绩效为杠杆”“动态管理,优胜劣汰”的情况下,绩效本身就意味着数据或者客观指标的考核,而优胜劣汰也必然意味着要在一定时效下分出快慢、高下。   事实上,即便没有“双一流”建设,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价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混沌状态,即便“消灭”了大学排行榜,也一定有类似的排名来替代。因此,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是政府如何更好地引导包括大学排行榜在内的第三方评价体系,使其更好地为我所用,并成为中国特色高校评价体系的一部分。   第一,大学排行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是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客观需要。坚持立德树人和科技创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   “双一流”建设我们一直坚持“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目标,明确了“双一流”必须按国际通用的评价准则达到一流,又能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双一流”建设既是目标,又是过程,这种定义是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概念。因而,大学排行也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性,也应依据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制定相应评价指标,引导大学主动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发展战略。   第二,大学排行应区分不同类型。   不同类型的高校,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和职责,评价的尺子就应该不同。   大学排行要有利于学科特色发展。 “双一流”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其抓手和基础是学科建设,这与以往的“985工程”“211工程”建设的思路截然不同,是通过分层和分类的建设思路,鼓励高校的“差别化发展”。各个大学应按照不同的主体功能定位,实施“差异化”的评价排名,打破主要用科研贡献,实际上是用论文相关数量“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单一评价排名,使大学排行逐步趋于科学性、合理性和公正性,实事求是地排出不同类型大学的社会功能和贡献。   第三、大学排行应增加人才培养的权重。   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大学的任何改革都不能忽略教师和学生,这些源源不断的优秀学生,在学习知识、提升能力的同时,也成为大学创新的生命源泉。   分析目前民间机构发布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在评价指标设计中,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权重都不够。受排行榜影响,校长们在学校管理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时,很难不做一些有利于提高名次,有利于争取更多资源,但却可能偏离大学本位,违背大学精神,无助于真正提高教育质量的决策。大学排名应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指标体系的首位,把“培养过程质量”“在校生质量”“毕业生质量”等全面纳入评估计入权重。   同时,“双一流”建设要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教师是关键,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效果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价、检测并引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相关指标都应该列入评价体系。   第四,大学排行要与时俱进。   教育形式和形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是教育活动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客观需要,在“硬件”和“软件”上同时不断变革、创新和完善的过程,是教育形态的不断变迁相伴随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过程,因而,现代化大学的功能和概念,评价标准也在不断改变。尤其是,当前我们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201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中国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情况下,大学排名也要适应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需求。   评价大学应该是动态的、发展的,特别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带来大学形态的变革。对大学的评价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公开数据。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大学的评价,其评价体系设计更能趋于公平客观,也容易实行分类评价,评价内容对不同类型大学可以有明显的区分度,评价取向要靠数量促进质量,评价标准要更多地关注学生成才。评价要围绕大学的主要功能全面设计,而不是只关注少数几个学科的学术影响。(荣誉主编李志民)

    大学排行 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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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无数科学实验包括MM实验均证明:光的传播完全遵循伽利略相对性原理

     爱因斯坦“光速不变”的假设是错误的,因其建立在当时对光的传播认识不够深入以及对光的速度检测精度远远达不到要求所造成的虚假表象基础上的。爱因斯坦相对论的错误,是一个历史性的系统错误,并不仅仅是爱因斯坦一个人的错误。 1848年法国物理学家斐索(Hippolyte Fizeau,1819~1896年)独立地对来自恒星的波长偏移用“多普勒效应”作出了解释,指出了利用这种效应测量恒星相对速度的办法。1960年,美国天文学家莱顿利用“多普勒效应”原理研制成的强力分光仪观察太阳表面,惊奇地发现了整个太阳表面存在每隔5分钟的周期性震荡。所测出光谱线的位移量虽然很小,大约只有波长的百万分之几。但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太阳表面上下震荡相对太阳质心的径向速度至少在500m/s以上。运用多普勒效应开发出的激光测速仪广泛运用,以及利用Sagnac效应发明了光学陀螺仪等等。多普勒效应是波源和观察者有相对运动时,观察者接受到波的频率与波源发出的频率并不相同的现象。以上事例充分证明,光同样存在“多普勒效应”。光波频率的变化使人感觉到颜色的变化。如果光源远离我们而去,则光的谱线就向红光方向移动,称为红移;如果光源朝向我们运动,光的谱线就向紫光方向移动,称为蓝移。光存在多普勒效应,本身就已经证明了光的传播速度完全遵循伽利略相对性原理。也就是说,光速与其他速度一样,都是相对速度,彼此可以相互叠加。 在大量的科学实验和社会实践中出现了许许多多不支持爱因斯坦所提出的“光速不变”假设的现象。理论必须符合实践,必须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才能最终成为正确的科学理论。如果理论不符合实践,经不起实践的反复检验,那么就不可能成为正确的科学理论。从以上大量的科学实验和广泛的社会实践所获得的经验来判断,任何速度都是相对的,光的速度也不例外。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爱因斯坦将光的速度予以绝对化了。而他的这个结论,是由于错误的诠释了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零结果而引发的。 迈克尔逊莫雷实验原本是为探测地球在以太中的运动速度所开展的实验。在电磁理论发展初期,人们认为光是在所谓“以太”的介质中传播的,所以“以太”被作为绝对参考系来看待。为了确定以太的存在,历史上许多物理学家做过很多实验,其中最著名的是1881年迈克尔逊探测地球在以太中运动速度的实验,以及1887年他和莫雷所做的更为精确的实验。其理论计算的前提是,假定以太是静止的,光在以太中以固定速度C传播;地球在以太中围绕太阳运行。那么,在地球绕着太阳运行轨道的切线方向与法线方向,光的传播速度将相差地球围绕太阳运行的切线速度。因此,根据这一假设,可以计算出:如果干涉仪在这两个方向之间慢慢转动,就必然会引发相互垂直的两束光合并所产生的干涉条纹的明显移动。然而,无论进行多少次实验,都未能观察到理论计算应该出现的干涉条纹移动,这就是著名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零结果。 在我看来,迈克尔逊莫雷实验零结果,恰恰是在昭示:光的传播不需要任何介质;原来预期能够产生干涉条纹移动的理论计算方法原本是错误的;在各个不同惯性参考系中,真空中光相对于光源的传播速度值为光速常数C,而相对于其他惯性参考系,光的速度完全遵循伽利略相对性原理,根本不存在相对光速值不能超越光速常数C的所谓“超光速限制”。也就是说,光速常数C仅相对于光源来说的,而相对于其他的惯性参照系,一律按照伽利略速度变换公式进行计算才能得出,得出的相对光速值超过光速常数C与低于光速常数C机会均等。超光速与低光速一样普遍存在。如果当时的人们摒弃光在以太中传播的错误观念,而按照光的传播完全遵从光的折射定律和反射定律、光的速度在不同惯性参照系各参数之间的换算也完全遵照伽利略速度变换公式进行计算,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计算出这个“零结果”。若如此,绝不会得出:光速在任何不同速度的惯性参照系之间转换而光速不会改变这样一个错误结论的。“光速不变”是爱因斯坦相对论的一个重要基石。这个基石错了,不仅仅是爱因斯坦相对论是错误的,而且以爱因斯坦相对论为基础的其他所有学说,都将是错误的。由此可见,现代理论物理大厦岌岌可危!必将轰然倒塌!世界理论物理必将引发一场大地震、大风暴! 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理论物理,因长期过分追逐功利、务虚浮夸,严重脱离实际,彻底违反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完全违背科学精神,早已深陷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泥潭而不能自拔。中国应秉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实事求是、去伪存真的原则来研究和发展现代理论物理,并担当起引领世界的重任。希望中国的理论物理工作者、爱好者,必须跳出以西方为主导的现代理论物理思维模式,彻底摒弃追逐功利、务虚浮夸的工作作风,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坚定弘扬科学精神。为中国现代理论物理跨越式发展作出新贡献!为引领世界理论物理开辟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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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03-24 18: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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