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问题上，美国媒体是如何影响美国人民和全世界公众的问题，同样是非常复杂的。它不仅牵涉到美国媒体与美国政府一定时期内在对外政策上的相互影响，美国政府对其媒体要求的"舆论的正确导向"的作用，而且因美国媒体种类繁多，传播技术先进，各种团体利益复杂，且受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等的影响，而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本着互谅互让、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的精神，妥善处理和解决中美之间的分歧是中国政府的一贯主张。"中美关系正常化不仅符合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且有助于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事业"也写进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1]。文字毕竟是文字，愿望终归不能代替现实。中美两国关系曲折、反复与发展的二十年，或多或少都受美国媒体的影响，有时候甚至受媒体的主导。

　　一．议题设定的媒体导致了美国人民对中国政府的误解

　　人类认识客观事物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不同的受教育层次，不同的信息占有量，会使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有不同的认识水平，产生不同的思想，导致不同的是非标准。这本身就是构成人类认识世界多样性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从理论上讲，如果人类抛开意识形态，宗教信仰和阶级地位等预设政治立场的束缚，思想的表达和信息的相互交流，使得人类的思想认识水平不断提高。这种思想表达和信息交流的范围越广，涉及的领域越多，则人类的思想认识水平提高地就越快，人类的认识就会逐渐趋同于客观的是非标准。思想和信息的充分开放，让不同的个人能够在更大范围里充分表达自己的不同观点，掌握足够多的信息，是提高人类客观评价事物的重要环节。不幸的是，在现实世界中，由于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受教育程度的不同，拥有技术手段的不同，直接影响了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区域的人对信息的传播和享有的不同。不同的意识形态，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政治团体都在有意操控传播媒介夸大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封锁对自己不利的消息。以图影响人们的思维。

　　大众传播学里有这样一个定义，即"大众传媒通过对一些问题的关注，对另一些问题的忽视，以图影响公众舆论。人们将倾向于了解大众传媒关注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其给各个问题确定的优先顺序"[2]。这就是著名的"议题设定"理论。

　　就总体而言，特别是一九八九年后，中国在美国媒体上的形象是消极的，负面的。在众多美国媒体中，有关中国的报道主要集中在美国政治家们经常津津乐道的几个话题，也就是中美两国之间经常发生争执的那些分歧问题。如民主、人权、台湾、西藏、核扩散、知识产权等。有了这些议题，受意识形态影响的媒体根据政治家的需要，把议题设定为：中国是一个在国内缺乏民主和言论自由、不尊重人权；在国际上不负责任、野心勃勃并侵略成性；是与美国敌对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共产主义邪恶国家"、中国的强大会对美国构成威胁，应当对中国进行遏制。

　　在美国，大众传播媒介对中国问题有了这样的议题设定后，一旦对中美之间或中国发生某一事件进行报道时，主题就选择有利于以上议题设定的狭隘及负面问题进行突出报道。这将对美国社会舆论形成很大影响力，使不明真相的美国人民在一些关于中国的问题上逐渐产生错觉，产生与中国的敌对情绪。媒体这样反复不断的引导，使中国的负面国家形象在美国人民心目中不断得到肯定和强化。

　　美国媒体的这种议题设定与二十多年前的中国媒体对美国问题采用议题设定方法是类似的。历史上，中国媒体在不同时期对美国问题有不同的议题设定。五十年代朝鲜战争时，议题设定在"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宣传中国在朝鲜战场上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文化大革命期间，议题设定为"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广大美国人民深受资本家剥削，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资本主义制度必然灭亡，无产阶级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全人类；进入七十年代，中美开始接触，媒体的议题设定也开始从敌对逐步转为报道美国的负面形象。集中在美国枪支混乱、大量暴力犯罪、种族矛盾不断、经济萧条、大量失业等；一九七八年后，中国媒体在报道美国问题时"议题设定"逐步消退，报道美国问题时逐步趋于客观和真实，有时甚至从积极的意义去引导（如信息技术等）。美国的形象逐步在中国人民心目中由负面转为正面。

　　遗憾的是，在中美建交二十年后的今天，美国媒体现在仍依照上面所述的这样一个僵化的、一成不变的议题设定，拟定关于中国的报道题目、采访什么人物、收集何种材料，报道的一切都是为了寻求证明这样一个议题设定是正确的，证明美国政治家的判断没有错。 如美国传媒在报道中国的"人权"问题时，总是把以欧美传统为基础的美国价值观念说成是人类的共同信仰和真理。对中国自改革开放二十年来，广大人民的生存状况、参与政治的权力得到极大改善闭口不谈。以道德和思想警察自居，一方面把自己装扮成诚实可信、维护人权和正义的卫士，另一方面又把与中国政府有仇，凡中必反的政治流氓勾结在一起，专门编造谎言或夸大事实。如"中国把劳改犯生产的产品出口美国、器官买卖、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丢弃女婴"等，并歪曲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把反对中国的这些骗子美化为行为品德高尚的人，欺骗美国公众。把敢为中国讲真话、反对对中国实行制裁、主张把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国待遇（PNTR，要知道美国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保持正常贸易关系，没有正常贸易关系的国家有中国、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古巴、北朝鲜等不到十个所谓"无赖国家"。可见中国在一些美国政治家心目中的形象）与人权脱钩的人称之为道德低下的人，或拿了中国人的政治捐款。难怪具有正义感的华裔美国教授专门著书论述美国媒体是怎样妖魔化中国的[3]。

　　再如，由于中美两国军队曾经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交手，以及目前中国的统一台湾、南沙主权、钓鱼岛主权之争等问题，都使美国政治家和媒体往中国好战方面联想。《华盛顿邮报》多次登载中国地图，总是把台湾作为像其它主权国家一样，用区别于中国大陆的色彩列出来，有意在美国人民的心目中造成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不少爱国华侨、留学生、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笔者本人都曾专门向该报指出其错误，但他们始终不改变其错误做法，可见其用心险恶。

　　这样的议题设定不仅反映在新闻媒体中，在娱乐性电视节目中，在电影中同样如此。美国电视中的家庭电影频道每周有三个晚上播出脱口秀（Talk Show）节目。就是在这样的节目里，只要涉及到中国，总是把中国描述成"伊拉克式的恶棍国家"、中国人专门窃取美国的高科技、向美国政客搞政治捐款、不遵守国际法、中国是核扩散的主要根源、中国向"独裁国家"出售杀人武器、甚至把中国人没有银行信用卡歪曲成中国人是不讲信义的道德低下的人等等。

　　电影不但具有强烈的娱乐性，而且又往往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有些电影的出笼本身就是为了政治目的，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如：美国大明星汤姆·克鲁斯，用两百万美元买下一部反华小说的电影改编权并炮制成电影，把主角一位美国记者描写的英勇无比，在天安门广场上与独裁专制的共产党中国政府孤身奋战，拯救了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们的生命，大肆颂扬好莱坞的英雄神话。而影片里的坏蛋、妖魔，却与过去美国拍摄关于原苏联题材的电影如出一辙。在美国媒体近年来兴起的丑化中国西藏政策、美化达赖喇嘛的浪潮里，另一位好莱坞电影编剧柏克·江斯顿抛出《Seven Years in Tibet》，与达赖分裂西藏的图谋相呼应等。这类美国电影的模式是把中国的形象简单化、妖魔化。拍摄这类电影，突出中国政府独裁专横、突出中国没有法制、突出中国的侵略与扩张，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就像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样板戏采用的三突出手法。

　　由于这样的议题设定，其客观效果是美国媒体误导了中国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它把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热爱和平、对外友好的国家塑造成了一个专制和独裁的、好战并侵略成性的、对美国构成威胁的中国国家形象。而对这些议题的反复报道，重复百遍、千遍的谎言，使美国人民形成对中国形象的思维定势。这种负面化印象在人们头脑中得到强化，产生较深的成见，不利于美国人民增强与中国改善关系的愿望。

　　当然，美国媒体对自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与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变化，以及中国人民的思想观念与精神面貌的变化也表现出特别的兴趣。对中国改革开放后二十多年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就、法制逐步健全、民主改革进步、外交政策越来越开明的变化及重大事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准客观的报道。之所以称之为"准客观"，主要是美国媒体在报道这些事件的同时，总要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注释。如在报道中国县级以下的民主选举时，一定要描述成中国学习西方的民主；在报道中国经济取得成就的同时，要表现出对中国实力的夸张和担心，要联想到需要遏制中国；在报道中国的外交政策时，表现出对中国意图的怀疑和曲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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