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贸易流动的计量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是其出口增长和结构问题，这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最初阶段赋予其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然而，作为一个影响中国出口供给方程的重要制度和体制因素-市场结构却始终困扰其出口行为。而对外贸易中的市场结构的形成完全不同于国内反垄断政策对企业销售行为的影响，而是一个世界市场结构的变革寻求均衡的特殊课题。80年代末期以来，同反竞争惯例相关的竞争政策已经引起各国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经济学界日益广泛的重视。1996年12月WTO首次部长级会议就这一议题建立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受命在两年内就贸易政策同竞争政策的相互关系加以研究，1999年12月结束的WTO西雅图会议又对上述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项工作在WTO的框架内已经持续近十年，同环境和劳工标准一并成为WTO的三大新议题。他们所面临的选择是：（i）反托拉斯标准低度化-这一措施将降低竞争政策规范的反竞争行为的起点，扩大竞争政策规范的范围，并强化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ii）将竞争政策同WTO的贸易政策联系起来，纳入相关的WTO协定；（iii）拓展WTO“非违反”争端解决机制的范围，仅仅将明显违反竞争原则的反竞争行为纳入WTO规范领域，而对尚不明显违反竞争原则的市场行为，采取只有申诉方予仲裁的原则；（iv）让WTO扮演一个竞争维护者的角色，确保WTO在竞争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发挥类似于斯密所主张的政府的作用；（v）允许与贸易有关的反托拉斯准则游离于WTO程序之外（Trade-Related Antitrust Principles, TRAP），世界市场上出现的反竞争行为主要由国家间的双边活动加以解决（Bernard Hoekman, 1997）。这种选择排序体现了竞争政策纳入WTO的程度。而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谈判进程中，竞争政策则被列入正式议题。我国已经进入谋求在WTO和APEC等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贸易自由化框架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阶段，而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我国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又限于贸易、产业和技术政策。一方面，这一状况极易损害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国际协调；另一方面，由于尚未在国家层面确定统一的政策目标规范，基于不同部门甚至不同产品制定的贸易、产业和技术政策往往出现目标冲突。有鉴于此，竞争政策的研究应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