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原有的分析取向——市民社会与合作主义——作为西方经验的概括，都不能准确描述中国实际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国家在社会中”这一新分析取向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民间组织现象提供了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组织在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它表明国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转型。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得以兴起的最深刻根源，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今天，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可欲的目标，它的达成，仍然不能离开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工作，不但论证着在国家能力和市民社会同样弱小的中国实现二者之间正和博弈关系的可欲性，而且也展开着某种可行性，那就是，提高国家能力、重构国家机器，是以合理界分国家与社会的职能边界、合理确定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前提的，而有限政府并不会自动成为有效政府，国家又必须充分发挥其支持和增进市场有效运作的积极作用，以及使具有自主性和多元化的社会确保统一和团结。

考察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理论准备，必须深入阐发一个超越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可能性。文章认为，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本体论意义，而劳动是有目的性的活动，意识内在于并伴随着劳动的全部过程。强调劳动之于社会生活的本体论意义，理论作为对象化活动的一种社会形式，意识、意识形态内在于并伴随着人的全部生存活动，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存在的总体，这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高度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又要注意严格区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性质的问题，注意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重犯“意识形态中心论”的错误，还要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自身的创新。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理论分析对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做了预测，而许多国家的改革经历也证明了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数量化是政治科学的必经之路，但是数量化必须以精确、严格的定义为基础，而且政治科学的发展不能停留于数量主义，它必须建立起解释理论，并以此支撑应用研究。建构中国政治学，指的是政治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指在不同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学。建构中国政治学具有双重目标：既完成“补课”任务，与国际的政治学发展接轨；又实现政治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必须增强政治学的科学性，不仅尽量扩张数据的“硬性”方面，使之具备最大限度的可测量性和可比较性，而且尽量提高它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关怀点和归宿点。

温州商会的兴起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构筑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人类探求良好公共生活和政治秩序持久努力的延续，它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绝对主权的消解。通过审慎地分析治理与民主、官僚制等政治学传统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分支，可以看到治理理论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某种交融。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的消逝与地方力量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度之历史联盟的进一步瓦解，构成了国家的新处境。国家的新处境扩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领域，使对国家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等问题展开。在新历史条件下，国家既要寻求一种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性自助的新途径，又要进行社会福利改革；在多层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形式，加强合作机制以解决大量跨边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在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平衡，既体现差异性又重视互补性，实现全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共生联动，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

法治反对从道德推论政治的道德主义，但并不反对道德。法治与德治型构了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的生活秩序，在其中它们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不仅如此，法治的建立与维护离不开道德的基础。一方面，作为社会调控主导性手段的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另一方面，法治要建立起来，必须得到道德的支撑与配合。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必须是内在的统一，即法治是一项现代性观念和制度，与之相契的道德也必须是现代性道德。因此，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必须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社会基础。

思想史上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形：某一问题的重要性随着历史的演进才逐渐呈现、突出出来。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就是如此。当伯恩斯坦对“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区分并宣称市民社会之不可克服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即使像列宁、卢森堡这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几乎是10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市民社会研究成了90年代国际社会科学的一个前沿领域，我们才认识到，伯恩斯坦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究考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指出其合理性前提以及缺失，也就不只具有一点点历史的意义，而更具有了重要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