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下，基于企业能力的价值链优化问题。文中将企业活动按其价值创造大小划分为：核心活动、亚核心活动和基础活动三类；分析企业自主执行各项活动能力的强弱；构建企业活动、能力与战略选择矩阵，从企业能力与企业活动的匹配关系角度，对企业活动进行恰当的战略选择：自制、合作或外包，以优化企业价值链，实现企业持续竞争优势。

本文从经济全球化的角度去考察金融监管国际协调的动因，并在对金融监管国际协调合作的理论和我国的监管合作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这篇文章利用一个有三种产品的李嘉图模型扩展了萨缪尔逊在《经济展望杂志》（2004年夏）的文章中关于技术进步的冲击的例子。我们的模型清楚地说明了萨缪尔逊的关于技术进步能引起贸易模式的变化由此带来福利变化的观点。这个模型也证实了萨缪尔逊的关于一国的技术进步可能伤害另一国的观点。但是我们证明这种伤害并不象萨缪尔逊所说的是永久的，进一步的技术进步可能对所有参与贸易的国家有利。

本文估计了一个包含贸易和FDI变量的收入决定函数，然后运用最新发展起来的夏普里值（Shapleyvalue）分解法衡量了全球化和其他变量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1）全球化对于地区间收入差距的贡献显著为正，并且随着时间而加强；（2）资本是导致地区间收入差距的最为主要且日益重要的因素；（3）以非国有化为特征的经济改革对地区间收入差距有显著作用；（4）教育、地理位置、城市化和人口负担率对地区间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在减弱。

近年来，跨国公司的R&D活动日益朝着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向发展，已成为学术界普遍关注的热点议题。本文总结了笔者近年来对跨国公司R&D全球化这一现象的研究成果及主要观点。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跨国公司海外R&D机构的区位选择问题、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空间组织问题和跨国公司海外R&D活动的技术溢出问题。

R&D产业是在经济全球化和研发全球化的背景下兴起的一门新型产业。从产业活动内容来看，R&D产业包括自主性研发、外部性研发和研发服务活动三大类。从产业价值构成来看，当前的研发产业以非合同式研发产出活动为主导，但未来研发产业的价值构成将以合同研发活动为主导，其次为专业性的研发服务活动，效率较低而成本偏高的自主性研发活动的市场份额将不断萎缩。当今世界R&D产业发展如火如茶，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发达国家逐渐成为世界R&D产业发展的“领头羊”。总的来说，世界R＆D产业的发展呈现出内部关联日益紧密、密集度迅速增大、研发领域不断更新、环境的影响更加突出等鲜明特点。

本文在总结当前跨国公司R&D全球化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分析其行业特征和区域格局。发现不同国家的海外R&D支出的行业结构大不一样，如美国以医药和汽车工业为主，而德国以化学工业为主；另外发现R&D的国际化程度与产业的技术强度没有直接关系。R&D的流入/流出主要集中在美国、日本和西欧发达国家之间，但一些发展中国家正在成为国际R&D投资的新兴市场。

经济全球化加剧了各国的人才竞争，人才竞争引发出我们对于民族创新能力的思索，教育创新战略的提出要求我们以提高教师素质为重点，实现我国教师教育的创新。教师专业化已成为当今国际教师教育的共同发展趋势，对于教师基础素质，人们业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然而，时代的发展不但要求我们加快教师专业化的步伐，而且要求重塑教师素质，新的教师素质观凸现教师的多元文化整合能力和专业扩展能力，呼唤教师教育的深化改革，造就一支献身教育事业的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金融全球化是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典型特征和时代潮漉。金融全球化将严重冲击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的稳定性，削弱发展中国家金融管理当局的宏观调控能力，影响其国际收支均衡，对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安全产生严重威胁。发展中国家在加入金融全球化的进程中，必须强化对金融风险的防范。以有效地雏护其金融安全和经济安全。

讨论了矿产资源安全的概念与内涵，从矿产资源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保障和制约作用、支持力度、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矿产开发对生态环境安全影响等方面分析了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的基本态势与存在的问题，总结了矿产资源安全的研究现状、发达国家保障矿产资源安全的主要策略，提出了矿产资源安全的本质、研究的基本原则及注意的问题，给出了包括矿产资源安全问题的系统仿真、矿产资源安全评价的理论与方法、基于矿产资源安全的法规法律及政策等在内的当前急需加强的研究领域及研究目标。

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客观性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是分不开的。我们在经验意义上描述全球化的同时，更需要规范性地作出倡仪和行动。全球化和全球化理论应受到理性的辩护，但是全球化需要变革，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需要批判。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需要回到国家主义，全球化的新分析框架应该建立在一种超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二元对立的立场上。这种新分析框架强调对世界秩序的重建，强调对政治作出新的理解和开始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承认的政治”应该是全球化的政治含义。

全球化改变了主权国家生存的内外环境，对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了挑战。文章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角色的现实变化出发，着重探讨大力倡导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适应性及解释力，并从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经济至上主义”，它的全面推行必将带来社会民主危机，加深市场与民主之间的矛盾；而全球化进程中所需要的是一种存在于“治理结构”中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的消逝与地方力量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度之历史联盟的进一步瓦解，构成了国家的新处境。国家的新处境扩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领域，使对国家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等问题展开。在新历史条件下，国家既要寻求一种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性自助的新途径，又要进行社会福利改革；在多层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形式，加强合作机制以解决大量跨边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在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平衡，既体现差异性又重视互补性，实现全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共生联动，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

在本文中，作者探讨了全球化、文化趋同与建筑发展的问题，并就全球化环境中，发展我国地域性与民族性建筑文化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分析了全球化的双重效应及亚洲建筑师的应对策略，指出在千年转折之际，继“多元裂解”之后，亚洲建筑文化已出现“有机重构”的新动向。

经济转轨的核心问题之一是重建企业制度，能否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制度将事关转轨的成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重建企业制度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内部问题，它还必须有效把握世界各国公司治理制度变化的总体趋势对本国的影响与意义。本文从比较公司治理的角度，分析了有关全球化对各国公司治理制度演进的影响的两种不同观点：融合论与不相容论，在次基础上，探讨了这些观点对转轨国家重建企业制度的启示意义。

实体经济的发展、金融自由化的深入以及科技的突飞猛进推动了金融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使各国金融体制趋同、命运相连。它给各国带来发展机遇的同时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世界各国为应对挑战做出了诸多努力，当前我国的主要工作是为全面参与金融全球化而积极隹备。

在全球化浪潮下，跨国公司纷纷调整了各自的战略，在其原有雄厚实力的基础上，加大了创新力度，并通过全球化战略来实现，加剧了全球的贫富二极分化。如何面对这样的严峻考验是摆在发展中国家面前的紧迫问题。创新是经济全球化的根本动力，在全球化环境下，创新过程呈现出了新的特点，有必要结合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来探讨创新问题。在全球化环境下，中国的制造业余什么来建立、维持、巩固与发展竞争优势呢? 这是一个引起中国学者与企业家关注的迫切问题。本文运用二次创新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企业应对全球化竞争的战略，提出了基于全球竞争的二次创新过程模型，并指出了我国制造业将自身里于全球竞争的环境中积极开展二次创新，赢得后发优势的全球化竞争战略对策。

本文分析了国际税收竞争的负面效应，提出了反有害国际税收竞争的措施——区域合作。通过建立一个区域合作模型，比较了区域合作在反有害国际税收竞争中的优势，同时结合我国国情提出一些反有害税收竞争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