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长江源何时”已考问地质学家和地貌学家一个世纪，仍未有明确的答案。从云南石鼓至宜昌河段存在大量河流袭夺、掉向、下切等证据，成为考究长江上游水系东流出川、入海的热点，但因河流沉积地貌复杂、受后期改造明显，其古地理解释不同学者各有表述，在金沙江何时改道东流、三峡何时被贯穿问题上各烁其词，由此得出长江东西贯通时司上溯几千万年甚至上亿年，下至十几万年。利用新近发展起来的单颗粒碎屑矿物微区分析方法，由河口或海域沉积物直接追踪源区的变化，在国外已经成为研究流域演化和源区构造运动的重要手段。长江口地层中EMP独居石Th（u）一Pb年龄较好地限定了长江东西贯通时司在2 58 MaBP前后，近年来河流沉积地貌的研究成果也认为长江贯通应发生在晚上新世早更新世。激光剥蚀一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LA—IcPMs）不仅经济、快速，且测年精度高，将其应用于长江这样复杂的大河流域进行物源示踪、源区构造运动和流域演化研究，可望取得新的突破。今后关于长江贯通问题的研究，应该将流域演化视作一个系统，在大地构造、盆地分析和河流沉积地貌学研究基础上，充分利用近年来年代学和单矿物微区分析的新技术，不同研究方法相互补充、所得结果相互验证和约束，对争议的问题组织各方面专家进行系统研究，统一认识，不断逼近长江贯通时限的真实值。

PD-99 孔位于长江三角洲南翼, 揭示的晚新生代地层厚313 m. 独居石年龄谱表明, 上新统以350~500 Ma 的颗粒为主, 第四系则以100~275 Ma 的颗粒为主, 反映二者母源区发生了变化. 晚于25 Ma 的独居石颗粒初现层位于高斯正极性带与松山负极性带界线之上（约在2.58 Ma）,这是青藏高原隆升对东中国海沉积产生直接影响的开端. 长江河口地层中晚于25 Ma独居石含量变化分为两大阶段, 分别对应于早中更新世青藏高原的快速隆升和晚更新世以来的最强烈隆升.

采用引入次网格尺度地形重力波拖曳的NCAR区域气候模式（RegCM2），以SMMR微波逐候积雪深度观测值为依据，加入较合理的积雪强迫，通过数值模拟，研究了青藏高原（下称高原）东、西部积雪异常对后期区域环流的不同影响。模拟结果的对比分析表明，高原西部多雪对高原东部积雪存在正的反馈作用，有利于高原东部积雪的增加，而高原东部多雪对高原西部积雪的影响很小。高原西部积雪偏多和高原东部积雪偏多对后期大气温度场和高度场的影响具有基本相同的分布形态，只是影响强度有所不同。高原西部积雪的融化要迟于高原东部积雪，高原西部积雪效应的持续性较强。另外，高原西部多雪对高原东部积雪存在正的反馈作用，高原东部积雪的增加进一步加大了整个高原积雪的异常，因此，高原西部积雪偏多对后期环流的综合影响明显大于高原东部积雪偏多的影响。

北印度洋赤道海岭的远洋沉积记录在氧同位素第6期的早期，即167～160ka期间，揭示出一次重大的古海洋学事件.在多项代用指标中，浮游有孔虫组合和通量的变化对该事件的反映最为强烈，因此将其命名为“第6期海洋生态环境严重恶化事件”.该事件以广适性种Globigerinitaglutinata的高度发育、凉水种Neogloboquadrinapachyderma和Globigerinabulloides的异常增多、其他有孔虫常见种的普遍减少及有孔虫总量的大幅度降低为特征.结合其他代用指标和邻区资料，认为导致事件发生的主控因素在于超强的南亚冬季风及其所引发的表层水温降低和贫瘠的深层水团上涌.一般情况下，南亚冬季风对研究区环境的影响力远较夏季风弱，它的阶段性超常强化似乎总与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有关.可推测，发生在第6期的生境恶化事件很可能是最近一次高原大规模构造抬升的产物.

东经90°海岭的北部远洋型沉积记录是青藏高原隆升的远程监视器。文章应用有孔虫组合分析和壳体微量元素分析，结合相关的沉积学、地球化学、古地磁学和微体古生物学工作，对以ODP758钻孔为代表的9Ma以来的沉积记录综合研讨，识别出对应于高原阶段隆升（317～312Ma、0.8～0.6Ma、0.17～0.16Ma）的重大环境变化信号。文章还提出印度冬季季风强度是反映高原构造活动关键标志的观点。按照这种观点，海岭远洋记录提供的晚新生代最大环境转折时段位于3.7～3.2Ma间。

转换断层按其“平移”段运动方向分为左旋与右旋；按其“平移”段两终端与之高角度相交的构造性质组合进一步分为伸展正断“调节”型转换断层、挤压褶皱-冲断“调节”型转换断层及复合型转换断层。新生代以来，阿尔金断裂是“调节”青藏高原北缘西昆仑、祁连造山带挤压变形的构造，为新生代左旋挤压型转换断层。

广泛发育在西藏冈底斯岩浆岩带中的林子宗火山岩及其与下伏地层间的区域性不整合，提供了印度—亚洲大陆碰撞（在西藏南部）的构造火成岩新证据。岩石学、主元素、微量元素、稀土元素及Nd2Sr-Pb同位素地球化学研究表明，林子宗火山岩早期带有较多陆缘弧火山岩特征，中期开始出现标志陆内岩浆活动的钾玄岩，晚期更多地显示了加厚陆壳条件下火山岩的特点，记录了由新特提斯俯冲消减末期过渡到印度—亚洲大陆碰撞的信息。系统的40Ar/39Ar同位素测年确定林子宗火山岩的年龄区间为40.84～64.47Ma；其底部年龄给出了林子宗火山岩与下伏地层间不整合形成时间的最晚时限（～65Ma）。该不整合面上、下之地层在沉积相、变形样式与变形程度上均截然不同，反映形成环境的重大变化，标志着一次重大的地质事件。根据上述事实,结合青藏高原岩浆活动的区域时空分布，及西藏南部地层、古生物与沉积研究成果,笔者认为印度—亚洲大陆碰撞开始于65Ma左右（K/T界限时间）。

清代青藏高原的农业技术存在着不同的地域类型，而作物种植的垂直差异使技术类型的空间分布更具复杂多样性。该地区的作物结构及其分布，典型地反映出高寒农业的特点。单一的种植制度、粗放的耕作方式、落后的水利技术和低效率的工具组合，亦体现了清代青藏高原的自然与人文社会环境条件对农业技术选择的制约作用。

本文通过对临夏盆地长达30m•y•的连续沉积（临夏群） 共计779个样品的粒度特征分析, 划分出七大完整的沉积旋回。粒度曲线明显地表示出青藏高原的强烈隆升始于距今314Ma前。该文还初步确定出青藏高原地区两次夷平过程最终结束的年代。

8～7Ma左右南亚气候的变干是否由青藏高原隆升到最大高度而引发现代形式季风所造成，是一个极具挑战的理论问题。对位于高原东北部临夏盆地15Ma以来地层中的石英砂扫描电子显微镜分析表明，风成砂一直存在并于8和6～5Ma时含量最高；最大风沙颗粒的平均粒径在15～3.6/2.6 Ma 达0.44m，3.6～2.6Ma之后显著下降，平均仅为0.1～0.07mm左右。前者可能反映中国西部在8～5Ma气候也十分干旱，是全球气候变化的一部分，与高原隆起并无直接联系；后者表明上新世末研究区近源风沙作用的消失，代之以远源风沙作用的盛行，可能反映了此时青藏高原的急剧隆起和大气环流的重大改变。

对青藏高原东南部的川西北天然草地主要有毒植物的种类、毒物成分和分布作了系统的调查与研究，首次报道了该区域天然草地有毒植物名录，统计出该区主要有毒植物226种，隶属于33科77属。有毒植物所含主要毒物成分可分为生物碱、苷类化合物、萜类化合物、苯酮类化合物、酚类及其衍生物和简单有机物等6大类。有毒植物在亚高山草甸草地中分布最多，有157种，其次是亚高山灌丛草地、高山草甸草地、高山灌丛草地和高寒沼泽化草甸草地。本调查研究为青藏高原东南部天然草地主要有毒植物的防除和开发利用奠定了基础。

取自青藏高原东北部不同植被类型的6个土壤剖面花粉与植被关系研究表明，表土花粉较好地代表当地植被的组成，区域外花粉百分比低于30%，但桦、杨花粉在植被中的代表性较差；土壤剖面典型花粉类型的埋藏特征表明：在土壤表层8cm以下，花粉总浓度迅速降低。氧化作用对花粉的破坏性最大，花粉浓度随土壤的pH值升高呈指数形式递减，pH值7.6以上，花粉浓度迅速降低，花粉在土壤中的运移作用不明显。

安多蛇绿岩位于西藏安多县城北侧、班公错一怒江缝合带中段。该蛇绿岩块呈近东西向展布，长约25km，宽约5km，主要由低钾拉斑玄武岩和辉长岩组成。高精度ICP-MS分析结果表明，玄武岩和辉长岩稀土总量较低，均具有亏损型稀土配分型式，∑REE=29×10-6～44×10-6，∑LREE/∑HREE=O．90～1.06，（La/Yb）N=0.29～0.41，（Ce/Yb）N=0.42～0.60，表明其源于N-MORB型亏损地幔源区。然而，相对于典型的大洋中脊玄武岩（N-MORB）而言，其Nb和Ta，尤其是Nb含量明显偏低（Nb=0.6×10-6～3.13×10-6，平均1.19×10-6;Ta=0.072×10-6～0.253×10-6，平均0.105×10-6），在N-MORB标准化痕量元素配分图上具显著的Nb谷。表明安多玄武岩+辉长岩组合既非典型的洋中脊成因，又与岛弧型火山岩有一定区别，它们很可能形成于边缘海（弧后）盆地环境，由于消减带之上的地幔对流导致新洋壳的产生而形成，是特提斯大洋岩石圈在俯冲过程中引发弧后次级扩张的产物。

通过对近年新获得的各种地球物理和地质等资料的综合研究认为，羌塘西部隆起查桑段不是一个简单的、长期隆升的古隆起，而是总体由两三个东西向展布的大型南倾构造块体叠覆而成。此结构和地球物理特征，仅限于双湖。绒马之间，不具区域意义。其形成主要与该区东、西两侧中生代即发育近南北向转换断层、并与后期持续活动密切相关。该段挤压、叠覆和隆升始于早白垩世羌塘盆地反转期，与班公湖一丁青洋关闭相邻地块会聚直接有关；始新世以来，印度板块碰撞继续向北推挤，该区的挤压、叠覆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改造。

中生代羌塘前陆盆地位于青藏高原巨型造山带内，夹于金沙江缝合带与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之间，是一个与两侧缝合带逆冲作用相关的沉积盆地，由羌北盆地（对应于金沙江缝合带）、羌南盆地（对应于班公湖—怒江缝合带）和中央隆起带构成，其中中央隆起是北部前陆盆地和南部前陆盆地共有的前陆隆起，显示为对称型复合前陆盆地； 该盆地形成于晚三叠世，并持续发育至早白垩世，盆地中充填了巨厚的同构造期的复理石和磨拉石，具有总体向上变粗变浅的充填序列，以不整合面可将其划分为5个由顶底不整合面限制的构造层序，其中晚三叠世诺利期构造层序对应于金沙江缝合带主碰撞期，晚三叠世瑞替期构造层序对应于金沙江缝合带碰撞闭合后冲断抬升，早侏罗世构造层序对应于班公湖—怒江缝合带初始逆冲推覆，中侏罗世-早白垩世构造层序对应于班公湖—怒江缝合带主碰撞期，中白垩世构造层序为班公湖—怒江缝合带碰撞闭合后冲断抬升与金沙江缝合带冲断抬升的产物,为中生代羌塘盆地关闭后的磨拉石建造。

青藏高原东缘具有青藏高原地貌、龙门山高山地貌和山前冲积平原三个一级地貌单元，本文以岷江作为切入点，研究了该地区河流下蚀速率与山脉的隆升作用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建立岷江阶地序列的基础上，利用阶地高程和热释光年代学测年资料分别定量计算了岷江在川西高原、龙门山和成都盆地的下蚀速率，结果表明岷江各河段的下蚀速率明显不同，分别为1.07～1.61mmöa、1.81mmöa 和0.59mmöa；在龙门山地区岷江的下蚀速率最高，约为川西高原地区的1.5倍，约为成都平原地区的3倍；而同一河段不同时期岷江的下蚀速率基本是连续的，具有很好的线性关系，可作为该河段整个河谷的下蚀速率。基于龙门山的表面隆升速率（0.3～0.4mmöa），在约束局部侵蚀基准面和气候变化对阶地形成的控制作用的基础上，本文建立了青藏高原东缘岷江下蚀速率与龙门山表面隆升速率之间的线性关系，结果表明河流下蚀速率约为山脉表面隆升速率的5倍。根据龙门山表面在隆升速率和下切速率等方面均大于川西高原，并结合龙门山活动构造以走滑作用为主，笔者认为青藏高原东缘的边缘山脉以剥蚀隆升为主，兼有构造隆升作用。最后，根据岷江最大切割深度所需的时间（3.48Ma）和成都盆地最古老的岷江冲积扇大邑砾岩的时间（3.6Ma），推测龙门山的初始隆升和形成时间应早于3.6Ma。

根据沉积物碎屑组分、粗碎屑楔状体、边缘相、古流向和沉积、沉降中心等重建了盆地结构、古地理和古地貌，认为该盆地是在中侏罗世—早白垩世多岛洋体制下形成的一种复杂的、特殊类型的复合前陆盆地，它的形成和发展同金沙江缝合带与班公湖—怒江缝合带的碰撞和对冲有关，是盆地两侧板块边缘的大型逆冲作用的产物。在此基础上， 根据中央隆起地貌景观交替性变化和盆地中“三砂二灰”的幕式沉积特点，将中侏罗世—早白垩世羌塘前陆盆地演化过程分为5个阶段，其中巴通期和牛津—提唐期是羌塘盆地南北两侧构造活动相对平静期，而巴柔期、卡洛期、提唐—贝里阿斯期是羌塘盆地南北两侧构造活动强烈时期，强烈的逆冲推覆作用产生大量的构造负载，导致中央隆起强烈地挠曲隆升，造成了盆地中的幕式沉积，产生构造层序和层序，恢复了羌塘前陆盆地沉积记录与两侧缝合带的逆冲作用的相互关系。

新生代龙门山前陆盆地和盐源盆地是青藏高原东缘龙门山锦屏山冲断带内及前缘地区发育和保存最好的新生代沉积盆地，本次以地层不整合面和ESR测年资料为主要依据，将该区新生代构造地层序列划分为5个构造层序，即TS1 65～55Ma）、TS2 40～50Ma）、TS3 23～16Ma）、TS4 4.7～1.6Ma）和TS5 0.74-0Ma），据此将青藏高原东缘新生代构造变形和隆升事件划分为5期，其中TS1与喜马拉雅地体和拉萨地体拼台事件相关，TS1与印亚碰撞事件相关，TS2与青藏高原第一次隆升事件相关，TS4与青藏高原第二次隆升事件相关，TS5与青藏高原第三次隆升事件相关。

第三纪盐源盆地位于夹持于鲜水河断裂与红河断裂之间的川滇块体的东南缘，并夹于木里弧与盐源弧形构造之间，为东西向展布并向南东凸出的弧形盆地，盆地中充填了巨厚的同构造期的磨拉石，是一个由顶底不整合面限制的构造层序，具有总体先向上变细后向上变粗变浅的完整沉积旋回；盆地自南而北的充填样式总体显示为冲积扇（水下扇）-深湖-湖沼-河流冲积平原，为一个南厚北薄楔形盆地，沉积特征表明该盆地具有单断张性盆地的充填特征，盆地的性质属构造逸出盆地。其成因机制为在印亚碰撞导致大陆块体侧向挤出作用过程中，川滇块体向南东挤出作用使该区由原来的挤压状态下逆冲系统转变为引张状态下的向南东的构造逃逸系统，从而在川滇块体内形成晚第三纪盐源盆地，盆地的长轴垂直于川滇块体南东向挤出方向。因此，晚第三纪盐源盆地是大陆块体侧向挤出作用的沉积响应，沉积物的时代研究表明川滇块体这次挤出构造事件出现的时间为晚中新世—上新世，其与Tapponnier（1986）大陆块体侧向多期挤逸模式最后一期挤出事件相对应。

青藏高原北部柴达木盆地发育了巨厚的第四纪河湖相沉积。盆内沉积地层强烈的构造变形以及湖盆环境突变进一步证实了青藏高原经历了多期挤压隆升运动。沉积环境、介形虫和植物孢粉化石及磁性地层研究表明，自距今2.5 Ma 以来，青藏高原共经历了距今2.52～2.28Ma，1.94～1.66Ma，1.38～1.1Ma，0.71～0.5Ma 和0.24～0.09Ma5次强烈的隆升阶段，分别对应于青藏运动B幕和C幕、昆黄运动A幕和B幕以及共和运动。高原内、外9个盆地的构造—沉积记录对比研究也进一步揭示了青藏高原隆起的整体性和阶段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