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我国西北地区环境遭到破坏的一个重要阶段，但当时的地方官员对当地出现的环境问题普遍没有意识。个别地方官员的环境意识集中表现在对森林涵养水源和保持水土功能的认识上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于保护森林和植树造林的关注。

辽宋金元时期山西地区城镇的发展大致经过了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元代的衰落调整两个阶段。这一时期山西地区的城镇发展水平是比较落后的，虽然城镇数量在前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城镇规模普遍较小，特别是中等以上规模的城镇数量很少，并处于下降之中。宋金时期的快速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畸形的发展，城镇数量的增加不是因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引发商品流通的需求增长所致，大多是出于军事或税收的需要而设。

民国初年，山西地区曾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植树造林活动，但成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推行植树造林的目的不是要扩大山西的森林植被，改变山西的生态环境，而是借此机会充分利用山西的人力、地力增殖财富，以便增收赋税，解决财政困难，因此对于在植树造林过程中的造假舞弊行为不闻不问，不重视调动地方官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也没有组织专业培训和投入较多的经费。

本文对汉长安城的中轴线、布局特征、布局原则以及城郊布局特点进行了探讨。认为汉长安城的中轴线应是经未央宫前殿东侧的南北大道和横门大街，而不是安门大街；与我国古代其他都城不同，汉长安城无城、郭之分，是一座城郭合一的都城；但在朝宫和市场的位置安排上，仍然遵循着《周礼•考工记》“面朝后市”的布局原则；汉长安城的城郊布局是都城整体布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城郊范围十分广大，区域特点也非常明确，形成自己的特色。

本文依据大量的地方志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明代苏皖浙赣地区的杂粮生产及分布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明代苏皖浙赣地区的杂粮作物主要有豆类、黍、稷、粟、高粱及芋薯类等，其中豆类作物分布最为普遍，南北各地皆有．尤以黄淮平原及长江三角洲种植为多，而在旱地所占比重较大的广大丘陵山地种植也为数不少；黍、稷、粟、高粱等作物则以淮北平原种植最为广泛，淮河以南地区种植甚少，除了在一些山地丘陵地区见到小片的种植以外．广大的平原地带非常罕见；芋薯类作物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江北较少，其中太湖流域苏松二府交界处的吴淞江南北两岸，以及嘉兴府南部和湖州府东部一带，是明代芋、薯种植较多的地区之一。

本文主要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的相关记载对明清时期畜养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初步探讨。总体而言，无论是在牧区还是在农区，牧马业的地位都呈下降趋势，而牛、羊、猪及各种家禽的饲养则逐渐走向繁荣，其中牛、羊的放牧在北方较为普遍，猪及各种家禽的饲养则以南方为盛。明清时期畜养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明清王朝立国形势和养马政策的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各地贸易联系的加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据二十四史《五行志》和《清史稿•灾异志》的有关记载对我国历史时期沙尘天气发生的特点和原因进行了初步研究。从时间上看，我国沙尘天气的发生有愈来愈频繁的趋势，而且程度也越来越严重。沙尘天气发生的季节主要集中在春季。从空间分布上看，黄河流域和海河流域是多发区。另外，沙尘天气多发区域还存在着明显的位置移动，在10世纪前主要集中在西北地区，10世纪以后则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历史时期我国沙尘天气的发生，首先是一种自然现象，但人类活动的加剧会破坏原有的地表植被，加速沙尘天气发生的频率，加重沙尘发生的程度。

本文对明代太湖流域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变化、粮食产量、粮食消耗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明代后期太湖流域的粮食面积比重确实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由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比重的消长实际上是对土地利用方式的一次大调整，粮食生产的专业化水平随之有了很大提高，平均亩产有了较大的增长，就整个太湖流域来说，仍是国内一个重要的余粮区；明代后期太湖流域从其他地区大量输入粮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地的赋税负担极为沉重。

明代的双季稻种植类型有三种，即再生稻、套作双季稻和连作双季稻。再生稻分布范围较广，长江以南大多数地方都有分布；套作和连作稻则主要分布于闽、粤两省境内，其北界不超过南岭和武夷山一线，除福建沿海平原双季稻种植规模较大外，其他地方虽有分布，但均种植甚少。明代双季稻种植不广的原因较为复杂，既有气温偏低等自然因素的影响，也有双季稻品质不高，产量较低，生产技术水平尚较落后，以及农村家庭副业的发展和随之而来的劳动力不足等社会因素的制约，其中社会的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就当时的年均温而论，其偏低的幅度还没有达到足以影响双季稻生长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