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资源的开发一方面为我国工业提供重要原料，另一方面对生态环境带来冲击，生态包袱是现今国际上表征这种冲击的一个综合量化指标。生态包袱指人类为获得有用物质动用的没有直接进入交易和生产过程的物料，它形象地表达出有用物品的生产所造成的附加生态压力——每一件供人类享用的物品都背着一个消费者看不到的沉重包袱。生态包袱从输入端全面地揭示物品生产过程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冲击，是从源头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度量、监测和控制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主要物质组成是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因此研究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包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铁矿资源开发为研究对象，计算其1991～2000年的生态包袱。结果表明，2000年平均一吨铁原矿、精矿和成品矿的非生物性生态包袱分别为1.28t、4.40t和3.19t，水生态包袱分别为0.58t、5.77t和4.82t。全国铁矿石非生物性生态包袱在整体上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重点铁矿山原矿的这一指标略有上升。研究结果对进一步计算我国钢铁产品的生态包袱，以及对其他国家计算其进口的中国钢铁产品所对应的非直接投入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物质投入，投入的物质量越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越多，排放的废弃物也越多，因此造 成的环境压力也就越大。降低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减少经济系统运行所需的物质量。本文以德国Wuppertal 气候、能源、环境研究所提出的物质流账户系统为基础，计算了1990-2002 年中国经济系统的直接物质投入，并对其进行了减量化分析和国际比较。结果表明：中国直接物质投入为27-42 亿吨，直接物质投入中90%以上是国内物质，这一比例比日本高约20个百分点，比荷兰高约40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自身资源的支撑；中国的人均直接物质投入量为3 吨左右，约为英国的1/5、荷兰的1/9；中国的直接物质使用效率（单位直接物质投入创造的GDP）也比发达国家低很多，1996年只有不到200美元/吨，约为同年荷兰的1/5、日本的1/11；但中国的直接物质使用效率在升高，过去8年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说明我国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减量；通过对未来50年中国人均GDP增长率的估计以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2050年中国人口的预测得出，若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直接物质使用量的零增长，2050年中国的直接物质使用效率应实现现在的5或10倍数革命，即年增长率达3.35%或4.85%，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

生态足迹作为可持续发展定量研究的一种新方法，具有简明而综合的特点。本文在简要介绍生态足迹的概念、方法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2001年的生态足迹进行了详细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中国2001年人均生态足迹为2.0048hm2，实有人均生态生产性面积为0.8994hm2，人均生态足迹赤字为1.1054hm2；生态足迹及其赤字主要来源于能源和耕地类产品的消费。文章对中国与其他一些国家的生态足迹和单位生态足迹所创造的GDP进行了比较，分析了我国减少生态足迹、提高生态效率的必要性和可能途径。针对“十六大”提出的经济发展目标进行场景分析得出：到2020年，在GDP翻两番的同时，要保持总生态足迹（即生态总压力）不变，以单位足迹GDP表示的生态效率需提高到2001年的3.85倍。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压力与其具有的环境承载能力，决定了该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状况。因此，测度环境压力和承载力是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本文基于国家尺度的社会代谢物质流、地理面积和生态承载面积，构建出一个国家的本国环境所承受的环境压力总量指标体系——环境载荷和环境压强；对德国、荷兰、奥地利、日本和美国等五个工业国家的环境载荷和各环境压强总量指标进行了若干年的实证计算和对比分析。结果发现，虽然美国的国内环境总载荷、人均物质总需求及人均生态足迹赤字等均是各国最高者，其环境压强却处于五国的低端，与奥地利相近；以环境压强指标测度，除日本不明显外，其余四国的经济发展与本国环境压力之间在研究期（1975～1996）均显示出“脱钩”关系，即本国环境压强并没有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加。文章最后就环境问题的公平性和本文提出的环境压力指标的优缺点进行了简要讨论。

该文运用生态足迹方法，对2001年辽宁省及其14个城市的生态负荷与生态容量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结构、布局分析。研究表明：辽宁省绝大部分城市的生态负荷超过了其生态容量，全省人均生态赤字为1.31 hm2；资源和资源加工型城市（盘锦、鞍山、辽阳、本溪和抚顺）构成了生态严重超载的“黑色带区”，其生态赤字高达2.45~5.23 hm2/cap；仅锦州没有生态赤字，具有相对可持续性。化石能源消费是生态负荷的主要来源，全省该项足迹为1.63 hm2·cap-1，占总足迹的67.3%；上述生态赤字最高的5市的化石能源足迹比例更高，均在75%以上。耕地类生态盈余主要分布在锦州、铁岭、葫芦岛和盘锦，赤字主要分布在大连、本溪、抚顺和丹东，全省耕地略有盈余。全省水域类生态盈余较高，主要分布在大连、盘锦、葫芦岛、营口和锦州5个沿海城市及丹东市。绝大部分城市出现牧草地类生态赤字，所有城市的林地略有盈余。辽宁省各市的生态效率（单位生态足迹的GDP值）很不平衡，最高者（沈阳）是最低者（阜新）的10倍多；工业产业链级高（如制造业、高技术产业）和服务业发达的城市的生态效率高；工业不发达或产业链级低（如资源开采和资源加工业）和服务业不发达的城市的生态效率低。文章针对生态足迹的结构和地理分布，对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战略取向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