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是：中国转型中的最优转型路径（或速度）是如何被决定。又是怎样地影响国有企业的重构以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的。这正是Roland（2000）所强调的转型经济学中的“大规模部门再配置的动态分析”，然而，与现有文献不同的是，本文中这种部门再配置并非建立在产权改革的基础之上。而是政府放松对国有企业的管制（如就业管制）的结果，本文通过一个动态模型研究了在这一机制下的最优转型速度、企业重构及所有制结构的调整。

During China's economic transition and development, owing to imbalance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egmentation of both labor and goods markets, consumers' behavior differs greatly, so that migration might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the decision structure, and thus the behavior of those migrants from less developed areas. The empirical study on the cross-section data from Baise District, Guangxi, China, shows that migration doe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consumers' future expenditure plan and their objectives of saving. Additionally, the difference in consumers' behavior can also be explained by variables of household characteristics, household income, and their expectation of household income. This paper has provided evidence for evolution of consumer behavior and new policy foundation of deregulating interregional migration.

基于1987-2001年间省级面板数据的估计结果显示，城市化对降低统计上的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作用。而地区间人口户籍转换、经济开放、非国有化和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参与都是拉开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政府财政支出的结构也对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持续扩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有关。

本文考察了在收益递增条件下产生重复建设和区域经济分割的根源。由于发达地区在高技术产业拥有比较优势，且通常具有较快的技术进步速度，所以往往在贸易利益的分享中得到了较大的份额。而落后地区如果选择暂时不加入分工体系，它将失去当期分工的收益，但却可以提高自己在未来分配分工收益的谈判中的地位，甚至可能实现对发达地区的赶超。落后地区的战略性行为虽然在一定条件下对于其自身是有利的，但却造成了社会总产出减少和资源配置效率的损失。中央政府的财政转移可以促使落后地区加入分工体系，这时，财政转移就兼有了改善收入分配和资源配置效率两种功能。

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仅实现了筹资的市场化而医疗服务价格的市场化则严重滞后。基于一个简单的医生职业选择模型，本文发现，这种片面的市场化是造成医改过程中“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同时凸显的关键。政府不应当以片面市场化条件下的弊病来否定医改的市场化导向，下一步的医改恰恰应当进一步实现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只有这样，才能在彻底消除“以药养医”现象的同时缓解“看病难”与“看病贵”两大矛盾。本文为讨论政府补贴行为、药品流通体制和医疗服务定价等医改中的重大问题提供了一个简洁有力的分析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