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近年来举国关注的热门话题之一。农民收入来源于农业收入、在城市部门的就业收入和农村非农产业就业收入。增加农民收入的可能途径有通过财政支农发展农业、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本文认为，通过财政支农发展农业和促进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增加农民收入方面的效果有限， 发展农村非农产业才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主要途径，为此必须大刀阔斧地改革乡镇机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尽管党中央、国务院多次下发通知、规定，要求各级政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但农民交纳的各种税费仍然不断增加，以致不堪忍受，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集体抗税、冲击基层政府的恶性事件（于建嵘，2003(a)），农村社会稳定因此受到了严重威胁。始于安徽的农村税费改革改变了农村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分配格局，但能否缓解农村社会矛盾，促进农村社会稳定，则有待于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进行学理层面的分析。本文根据笔者2003年2--3月在湖北省国家级贫困县阳新县和孝昌县、经济较为发达的随州市和仙桃市以及8--9月对咸宁市和黄冈市的20个村的田野调查对此进行探讨。

为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建立规范的农村税费制度，一些省份按照中央部署，陆续推广了安徽省于2000年在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经验。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之一是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向农民摊派过多，因此，农村税费改革方案将减少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收费、规范他们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确定为了目标之一，并为对亩均和人均负担实行了最高限额，并强化了村民民主理财、村务公开和村账乡镇代管及报账制度等措施。向农民收取的费用减少之后，乡镇政府和村干部的收入也会相应减少。村干部收入的下降有可能会使其一部分工作得不到回报，以致于挫伤其工作积极性，从而影响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行。尽管保证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的正常运行是农村税费改革必须遵守的原则之一，但如何做到这一点却尚待探讨。本文利用笔者2003年2、3月在湖北省国家级贫困县阳新县和孝昌县及经济较为发达的随州市和仙桃市的10多个村进行实地调查得到的资料对此进行实证分析。以下的内容在概述湖北农村税费改革及农民负担轻减情况的基础上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首先，概述村级组织被赋予的职能及履行情况；其次，考察村级组织的干部配备及村干部的报酬兑现情况，并探讨其决定因素；再次，通过考察报账制度和村务公开的落实情况，分析村干部是否有其他收入来源作为补充报酬；最后，探讨通过精简村级组织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