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理论准备，必须深入阐发一个超越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可能性。文章认为，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本体论意义，而劳动是有目的性的活动，意识内在于并伴随着劳动的全部过程。强调劳动之于社会生活的本体论意义，理论作为对象化活动的一种社会形式，意识、意识形态内在于并伴随着人的全部生存活动，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存在的总体，这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高度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又要注意严格区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性质的问题，注意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重犯“意识形态中心论”的错误，还要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自身的创新。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它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与限度为背景的。即便如此，马克思强调了自由主义民主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他也没有把民主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出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中的矛盾，把民主推向前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一个普遍民主并不存在的时代，马克思于无产阶级作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政治统治的意义上阐发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的新民主概念，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在19世纪末，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判，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观的批判。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和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而提出来的。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国家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列宁所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由于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某些特点，也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出现过诸多的失误，对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就产生过考茨基与伯恩斯坦、列宁与考茨基的大争论，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则更是一种流行做法。因此，我们今天考察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一个十分急迫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这一学说的本来面目，清除对这一学说的种种误解、曲解和附加。同时，我们又要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当代政治发展的新形势，对这一学说作出修正、充实、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遵循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推进了对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特别是把克服市民社会与超越政治解放联系了起来。1844年以后，马克思把市民社会日益归约为经济关系，其目的并不在于把政治意义、法权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剥离出去，而正是为了说明政治意义、法权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们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这就超越了以洛克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两种相对立的市民社会理论架构，他的市民社会观为我们今天的理论论争提供着重要的资源。

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福利国家体制。70年代后期滞胀局面的出现使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作为对这种危机的应对，20世纪的最后25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去国家化”改革。但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能使资本主义走出危机。“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内外政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明显增强。这种政策调整可以被看作是各国政府对突发事件的一种反应，但也是西方主要国家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动向的延续。超越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成为一种时代要求。当代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左翼批判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理论，都力图解释西方社会发展，指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出路。揭示这种种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我们可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化、“去国家化”的实质、作用及其限度，并指明国家在未来社会中将扮演的新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