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反对从道德推论政治的道德主义，但并不反对道德。法治与德治型构了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的生活秩序，在其中它们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不仅如此，法治的建立与维护离不开道德的基础。一方面，作为社会调控主导性手段的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另一方面，法治要建立起来，必须得到道德的支撑与配合。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必须是内在的统一，即法治是一项现代性观念和制度，与之相契的道德也必须是现代性道德。因此，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必须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社会基础。

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继承，不仅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而且是他的全部思想发展的转折点。马克思在分析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时，揭示出了政治革命的限度，从而把克服市民社会与超越政治解放之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主题。这一主题构成了1844年以后马克思作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他的经济学才得以完成。政治思想的当代发展，日益显现出研究、发掘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重要性、紧迫性，特别是马克思对超政治、超经济社会理想的论证，以及他对向这一理想社会过渡的条件和经济、政治形式等等所作出的阐述。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理论分析对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做了预测，而许多国家的改革经历也证明了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思想史上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形：某一问题的重要性随着历史的演进才逐渐呈现、突出出来。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就是如此。当伯恩斯坦对“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区分并宣称市民社会之不可克服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即使像列宁、卢森堡这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几乎是10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市民社会研究成了90年代国际社会科学的一个前沿领域，我们才认识到，伯恩斯坦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究考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指出其合理性前提以及缺失，也就不只具有一点点历史的意义，而更具有了重要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