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向型贸易转移是中国外贸发展实践赋予转型经济国际贸易发展的新动因，经济转型期必然产生的外向型贸易转移，要求革新国际贸易发展的动因结构的理论解释；上述判断获得了来自中国区域和要素或部门视角的双重验证。本文继而考察了外向型贸易转移实现进程中当代全球经济的外部新影响和国内因素的新作用；并从影响外贸发展的各要素最优选择与组合等方面，论述因势利导地利用外向型贸易转移机制，扩大中国对外贸易的政策措施。

本文凭借国际贸易模型和制度经济学解析对代理人目标函数实施政策需求面的模型综合，构造出可满足转型经济需要的单部门和多部门模型及其演进路径，突出强调部门间利益表达能力和国家间实施贸易政策的治理结构差异对于代理人政策影响行为绩效的意义；同时，通过观察20世纪以来贸易政策实践，运用不变和可变替代弹性模型分别构造适应非谈判均衡约束和均衡谈判约束条件的贸易政策内生化模型，并借助模型综合保证政策需求和供给面函数中独立变量在模型系统中的内生性；进而依据模型的经济含义提出改进中国贸易政策实施机制的若干政策建议。

中国贸易流动的计量研究长期以来关注的是其出口增长和结构问题，这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最初阶段赋予其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然而，作为一个影响中国出口供给方程的重要制度和体制因素-市场结构却始终困扰其出口行为。而对外贸易中的市场结构的形成完全不同于国内反垄断政策对企业销售行为的影响，而是一个世界市场结构的变革寻求均衡的特殊课题。80年代末期以来，同反竞争惯例相关的竞争政策已经引起各国政策制定者和国际经济学界日益广泛的重视。1996年12月WTO首次部长级会议就这一议题建立了一个工作组，工作组受命在两年内就贸易政策同竞争政策的相互关系加以研究，1999年12月结束的WTO西雅图会议又对上述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这项工作在WTO的框架内已经持续近十年，同环境和劳工标准一并成为WTO的三大新议题。他们所面临的选择是：（i）反托拉斯标准低度化-这一措施将降低竞争政策规范的反竞争行为的起点，扩大竞争政策规范的范围，并强化竞争政策的国际协调；（ii）将竞争政策同WTO的贸易政策联系起来，纳入相关的WTO协定；（iii）拓展WTO“非违反”争端解决机制的范围，仅仅将明显违反竞争原则的反竞争行为纳入WTO规范领域，而对尚不明显违反竞争原则的市场行为，采取只有申诉方予仲裁的原则；（iv）让WTO扮演一个竞争维护者的角色，确保WTO在竞争政策实施的过程中发挥类似于斯密所主张的政府的作用；（v）允许与贸易有关的反托拉斯准则游离于WTO程序之外（Trade-Related Antitrust Principles, TRAP），世界市场上出现的反竞争行为主要由国家间的双边活动加以解决（Bernard Hoekman, 1997）。这种选择排序体现了竞争政策纳入WTO的程度。而在亚太经合组织的投资与贸易自由化谈判进程中，竞争政策则被列入正式议题。我国已经进入谋求在WTO和APEC等多边贸易体制和区域性贸易自由化框架中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阶段，而在发展对外贸易方面，我国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又限于贸易、产业和技术政策。一方面，这一状况极易损害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政策的国际协调；另一方面，由于尚未在国家层面确定统一的政策目标规范，基于不同部门甚至不同产品制定的贸易、产业和技术政策往往出现目标冲突。有鉴于此，竞争政策的研究应当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重要课题。

20世纪80年代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以后，中国的出口贸易曾经出现过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但在其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出口增长速度却出现了剧烈波动，落入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增长循环”陷阱。这引起了国内经济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遭遇亚洲金融危机袭击的国际贸易格局，又对中国的出口形成了严重的竞争威胁，一度导致1999年出口逐月下降，出现了出口增长的“古典循环”，出口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在我国出口贸易陷入增长波动的同时，三资企业进一步成为我国出口市场的“主导厂商”

对贸易流量的计量研究一直是国际经济学的重要课题。尽管国际经济学界对国际贸易问题的计量分析的成果汗牛充栋，并构造和检验过一国总量出口和进口函数，但直到六十年代，对来自现实世界中的贸易数据实施的计量研究，几乎很难找到对单个国家间贸易流量的数量解释，仍然停留在以单个国家或经济体为对象或对全球商品进行分类分析，以世界市场为整体贸易伙伴（A Individual Counrty vis-à-vis the Rest of world）的计量研究阶段（Leamer et al, 1994）。对贸易流量的传统研究方法满足了国际经济学描述和论证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对一国经济的的福利效应和增长与发展效应的需要，但传统研究方法未能提供双边贸易流量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和应用研究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