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国有股减持中政府、公众投资者和承销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没有形成“多赢”的局面，实际上是国有股减持涉及的代理关系中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冲突的表现。其根源在于公众投资者在现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中对股权价值的低水平预期。由于国有股东不会轻易放弃其私有收益，使得国有股减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所以，在现行的减持方案下国有股出售受阻，就谈不上国有股减持有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证券市场功能效率的意义。要达到现行《减持办法》中确定的国有股减持目标，必须在政府与公众投资者的之间实现激励相容。这实际上是要政府“让利”于投资者，打破目前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路径依赖，从证券市场功能完善、健康发展以及由之实现的国民经济战略调整中获得更多的收益。

本文根据国有经济非国有化改革和自生的非国有经济发展的经验，对非国有经济的产权类型和非国有经济变化路径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并从非国有化和产权多元化角度，考察了非国有经济内部存在结构性差异的原因。在此基础上，对非国有经济在产权结构的差异、在企业规模、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分布进行了描述性统计分析，并就各类型产权分布或产权多元化对非国有企业或不同地区的经营绩效作用关系进行了回归分析。其分析结果可以归纳如下：在非国有化过程中，产权明晰程度越高，产权多元化程度越高，对企业经营绩效越有积极的影响。而且某地区中产权明晰的企业越多，产权多元化程度越高，对该地区或规模类型企业的经济绩效越有积极的影响。其中个人资本和集体资本对非国有化或产权多元化的经济绩效有显著的影响，进而决定了以个人资本或集体资本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在非国有经济发展中将会变得更加突出。

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通常会带来较本土更高的产业技术水平，如果本土企业能够与国际制造业资本形成产业配套，将有助于本土企业技术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形成自主产业创新能力。本文建立了一个两阶段最优产业配套模型，揭示了在产业配套初期，本土企业为国际制造业资本进行产业配套和本土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呈U型，在产业配套后期，上述关系又呈倒U型。从长期看，政府应当以在产业配套中积极培养本土企业自主的产业创新能力为政策目标，否则本土企业在一轮轮的国际制造业资本转移中将陷入到产业配套“陷阱”之中。

从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成长的现实，本文在假定资金边际生产率非均衡的条件下，分析了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资金供给的二元结构，以及在二元结构中资金不断地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国有企业渗透到非国有企业这个资源再配置过程，由于非国有企业资金供给状况变化是一种帕累托改善，所以，二元结构的一元化得到顺利进行，经历了三个阶段：因政府管制而受限制，因政府默认而非正式地进行，和因政府允许和鼓励而得到快速发展。这三个阶段实质上是资金不受产权制度限制可以在边际生产率不同的非国有与国有企业之间配置自由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