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所有制乡镇企业的改制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要完整地理解这一过程，不但需要关注行为主体所面对的制度环境，还需要认识行为主体所掌握的生产技术。从影响企业生产能力的技术因素这一角度对此过程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资本产出弹性、技术进步和企业家才能对产出的贡献这些企业内部因素对改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委托代理框架下分析管理者代理行为，忽视了管理者在既定的激励安排下还会表现出一些不以侵害股东利益为代价的消极的机会主义动机，如“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动机。本文侧重于其中一种行为，即管理者从众行为的分析。主要结论是，管理者支付结构变化是决定管理者从众行为的重要因素。避免管理者从众行为的报酬合约，应采取由一笔固定报酬、根据企业绩效分享的剩余收益和根据决策质量(创新决策还是信息追随)确定的惩罚金三种支付组成的报酬形式。

从非国有企业与国有企业成长的现实，本文在假定资金边际生产率非均衡的条件下，分析了在转型过程中存在着资金供给的二元结构，以及在二元结构中资金不断地从边际生产率较低的国有企业渗透到非国有企业这个资源再配置过程，由于非国有企业资金供给状况变化是一种帕累托改善，所以，二元结构的一元化得到顺利进行，经历了三个阶段：因政府管制而受限制，因政府默认而非正式地进行，和因政府允许和鼓励而得到快速发展。这三个阶段实质上是资金不受产权制度限制可以在边际生产率不同的非国有与国有企业之间配置自由化过程。

本文认为国有股减持中政府、公众投资者和承销商等利益相关者之间没有形成“多赢”的局面，实际上是国有股减持涉及的代理关系中相关各方之间利益冲突的表现。其根源在于公众投资者在现行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中对股权价值的低水平预期。由于国有股东不会轻易放弃其私有收益，使得国有股减持中存在着路径依赖，所以，在现行的减持方案下国有股出售受阻，就谈不上国有股减持有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提高证券市场功能效率的意义。要达到现行《减持办法》中确定的国有股减持目标，必须在政府与公众投资者的之间实现激励相容。这实际上是要政府“让利”于投资者，打破目前的股权结构、治理结构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路径依赖，从证券市场功能完善、健康发展以及由之实现的国民经济战略调整中获得更多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