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年，山西地区曾进行过一次规模较大的植树造林活动，但成效甚微。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推行植树造林的目的不是要扩大山西的森林植被，改变山西的生态环境，而是借此机会充分利用山西的人力、地力增殖财富，以便增收赋税，解决财政困难，因此对于在植树造林过程中的造假舞弊行为不闻不问，不重视调动地方官员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也没有组织专业培训和投入较多的经费。

本文依据大量的地方志及其他有关资料，对明代苏皖浙赣地区的杂粮生产及分布情况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认为明代苏皖浙赣地区的杂粮作物主要有豆类、黍、稷、粟、高粱及芋薯类等，其中豆类作物分布最为普遍，南北各地皆有．尤以黄淮平原及长江三角洲种植为多，而在旱地所占比重较大的广大丘陵山地种植也为数不少；黍、稷、粟、高粱等作物则以淮北平原种植最为广泛，淮河以南地区种植甚少，除了在一些山地丘陵地区见到小片的种植以外．广大的平原地带非常罕见；芋薯类作物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南，江北较少，其中太湖流域苏松二府交界处的吴淞江南北两岸，以及嘉兴府南部和湖州府东部一带，是明代芋、薯种植较多的地区之一。

本文主要根据历史文献资料的相关记载对明清时期畜养业结构的变化进行了初步探讨。总体而言，无论是在牧区还是在农区，牧马业的地位都呈下降趋势，而牛、羊、猪及各种家禽的饲养则逐渐走向繁荣，其中牛、羊的放牧在北方较为普遍，猪及各种家禽的饲养则以南方为盛。明清时期畜养业结构的这种变化与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有密切的关系，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明清王朝立国形势和养马政策的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的变化和各地贸易联系的加强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本文对明代太湖流域主要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的变化、粮食产量、粮食消耗状况进行了详细考察，认为明代后期太湖流域的粮食面积比重确实有了大幅度的下降，但由于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种植比重的消长实际上是对土地利用方式的一次大调整，粮食生产的专业化水平随之有了很大提高，平均亩产有了较大的增长，就整个太湖流域来说，仍是国内一个重要的余粮区；明代后期太湖流域从其他地区大量输入粮食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当地的赋税负担极为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