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运用国际上流行的生态足迹模型对2001年辽宁省及其14个城市的生态负荷与生态容量进行了详细的计算和结构、布局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除锦州外，其他城市的生态负荷均超过了其生态容量，产生生态赤字，全省人均生态赤字为1.31hm2；生态足迹赤字表明辽宁对生态生产性土地消费需求超过了其生态容量，区域发展模式处于相对不可持续状态．化石能源消费是生态负荷的主要来源，全省该项足迹为1.63hm2?cap-1，占总足迹的67.3%；上述生态赤字较高的5市的化石能源足迹比例也比较大，均在75%以上．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压力与其具有的环境承载能力，决定了该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状况。因此，测度环境压力和承载力是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基于国家尺度的社会代谢物质流、地理面积和生态承载面积，可以构建出一个国家本国环境所承受的环境压力总量指标体系——环境载荷和环境压强;德国、荷兰、奥地利、日本和美国等五个工业国家的环境载荷和各环境压强总量指标若干年的实证计算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的国内环境总载荷、人均物质总需求及人均生态足迹赤字等均是各国最高者，其环境压强却处于五国的最低端，与奥地利相近;以环境压强指标测度，除日本不明显外，其余四国的经济发展与本国环境压力之间在研究期（1975～1996）均显示出“脱钩”关系，即本国环境压强并没有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加。为此，最后就环境问题的公平性和环境压力指标的优缺点进行简要讨论。

工程投资与决策有它的客观规律，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经充分论证分析，才能进行科学决策。由于矿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而矿山基本建设是保证我国矿业高速发展、迅速地提高各种有用矿物生产能力的重要条件，因而，研究矿业工程的投资建设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矿业工程以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投资风险大等特点引起决策者和投资者的关注。通过矿业工程投资与决策的具体案例，对工程项目投资决策程序作了阐述，论证了工程投资与决策的重要性。

铁矿资源的开发一方面为工业提供重要原料，另一方面对生态环境带来冲击，生态包袱是现今国际上表征这种冲击的一个综合量化指标。生态包袱指人类为获得有用物质动用的没有直接进入趸易和生产过程的物料，它形象地表达出有用物品的生产所造成的附加生态压力——每一件供人类享用的物品都背着一个消费者看不到的沉重包袱。生态包袱从输入端全面地揭示物品生产过程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冲击，是从源头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度量、监测和控制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主要物质组成是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因此研究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包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铁矿资源开发为研究对象，计算其1991年。2000年的生态包袱。结果表明，2000年平均n铁原矿、精矿和成品矿的非生物性生态包袱分别为1.28t、4.40t和3.19t，水生态包袱分别为0.58t、5.77t和4.821。全国铁矿石非生物性生态包袱在整体上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重点铁矿山原矿的这一指标略有上升。研究结果对进一步计算我国钢铁产品的生态包袱，以及对其他国家计算其进口的中国钢铁产品所对应的非直接投入具有重要的买用价值。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物质投入，投入的物质量越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越多，排放的废弃物也越多，因此造成的环境压力也就越大。降低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减少经济系统运行所需的物质量。本文以德国Wuppertal气候、能源、环境研究所提出的物质流账户系统为基础，计算了1990年～2002年中国经济系统的直接物质投入，并对其进行了减量化分析和国际比较。结果表明：中国直接物质投入（Direct Material Input-DMI）为27×108t～42×108t，DMI中90%以上是国内物质，这一比例比日本高约20 个百分点，比荷兰高约40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自身资源的支撑;中国的人均DMI量为3t左右，约为英国的1P5、荷兰的1P9；中国的DMI 使用效率（单位DMI创造的GDP）也比发达国家低很多，1996年只有不到200 美元Pt，约为同年荷兰的1P5、日本的1P11；但中国的DMI使用效率在升高，过去8年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说明我国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减量;通过对未来50 年中国人均GDP 增长率的估计以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2050 年中国人口的预测得出，若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DMI使用量的零增长，2050年中国的DMI使用效率应是现在的5倍或10倍，即年增长率达到3135%或4185%，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