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以后，中国的出口贸易曾经出现过较长时期的稳定增长。但在其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出口增长速度却出现了剧烈波动，落入经济周期理论所描述的“增长循环”陷阱。这引起了国内经济界的广泛关注。特别是90年代中后期，遭遇亚洲金融危机袭击的国际贸易格局，又对中国的出口形成了严重的竞争威胁，一度导致1999年出口逐月下降，出现了出口增长的“古典循环”，出口的结构性矛盾凸显。在我国出口贸易陷入增长波动的同时，三资企业进一步成为我国出口市场的“主导厂商”

This paper examined a set of intensive change shown in world trade flows spanning 1997-98 since New Economy emerged from industrial countries, earliest in U.S.A in1997. The findings embodied in the paper implicated that emerging of New Economy has refreshed some tracks of trade flows in case of which trade pattern determined by orthodox law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

本文凭借国际贸易模型和制度经济学解析对代理人目标函数实施政策需求面的模型综合，构造出可满足转型经济需要的单部门和多部门模型及其演进路径，突出强调部门间利益表达能力和国家间实施贸易政策的治理结构差异对于代理人政策影响行为绩效的意义；同时，通过观察20世纪以来贸易政策实践，运用不变和可变替代弹性模型分别构造适应非谈判均衡约束和均衡谈判约束条件的贸易政策内生化模型，并借助模型综合保证政策需求和供给面函数中独立变量在模型系统中的内生性；进而依据模型的经济含义提出改进中国贸易政策实施机制的若干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