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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创新型国家需要高水平大学支撑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逐渐建立起了相对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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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技三评中“破四唯”难在哪儿?

           2018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后,相关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俗称“破四唯”)。一年过去了,各种评价评估仍然难以有效破除“四唯”,难点在哪儿?   从科技三评的发展演变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以统一、量化为特征的科技评价机制,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的行政决定科技资源和荣誉分配来讲,对调动科技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评价工作在探索中前进,在改进中发展,对加强科研管理、培养高层次科技人才、提升科研实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技评价对科研机构行为具有重要的导向作用。面对全面提高质量和创新驱动发展的时代要求,特别是在评价结果与资源分配和待遇挂钩日益密切的条件下,科技评价中带来的问题日益显现: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期轻长远的现象依然存在;评价指标单一化、评价标准定量化、评价方法简单化、评价结果功利化等倾向没有得到根本扭转;分类评价实施不到位,对科技成果转化、科学普及等工作激励不足;科技支撑经济发展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导向不够;开放评价、长效评价机制不够健全,这些问题将严重影响科技工作的持续健康发展。   学术界对科技评价的批评意见很多,根本原因是科技评价方法不被广大科技人员认可和评价结果带来的功利结合。评价不与激励挂钩没作用,与激励挂钩必然是功利的。政府设立的各种“工程、计划”太多,而且评估都是功利的指标,太多功利因素必然导致失去对学术的兴趣,会给国家科技发展带来长远的伤害。   当评价与功利挂钩时,必然要求评得准,评的客观公正,否则就有违公平,会遭到学术界批评。然而,科技评价不如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评价,有公认的度量衡标准:农业经济评价:种植多少亩地,每公斤价格多少,每亩产量多少;工业经济评价:加工了多少件,每件工资是多少,每小时件数多少,度量衡标准明确无争议。   科技评价改革的任务十分紧迫,但由于改革没有明确的受益方,而利益受损方(SCI论文受益者)又以影响公平为借口明确反对,导致改革的动力明显不足。一方面是科技分类评价改革难以落实,另一方面是存在着定性评价好,还是定量评价好的争议。定量评价方法是通过把评价指标量化,并采用模型和数学统计方法对评价对象作出数量的价值判断的方法。定性评价不采用数学的方法,而是根据评价对象的平时表现、现实状态或文献资料的观察和分析,直接对评价对象做出定性结论的价值判断。   战场如何上评价战士,是用杀敌数量,还是用英勇无畏?没有一定的杀敌数量,哪儿来的英勇无畏?没有英勇无畏的精神,又怎么能杀敌?   定性评价和定量评价是相联系的。定性评价是定量评价的基础, 在定量数据分析前,先要定性判断指标数据的同类性,因为定量评价的量必须是同类的,只有同类型才可比较。有时候为了提高评价精确性,也选择将定性指标进行量化,作为定量信息来处理。例如,评价者根据需要可以对定性等级评语“优秀、良好、一般、较差”等赋值“4、3、2、1”,进行量化处理。有时候根据定量得出的分值结果,给出定性的评价结论,如分数高等同于“优秀”,分数低等同于“较差”,所以二者是相互转化、互为补充的。在实际运用中,定性和定量方法并不能截然分开。   科技评价应当根据评价对象的特性和评价目的选择最适当的方法。如果评价信息主要用于帮助被评价者改进工作时,如:评价用于学科建设、团队发展、学校整体等,在定量分析的基础上给出定性的评价对改进工作更有价值;而当评价的主要目的是比较、评比、升级时,在同类比较下给出定量评价更为适合,在分类评价客观准确的条件下,评先进工作者、晋升职称、提高待遇等,用得分多少更能减少争议。   科技评价的客观公正归根到底是如何正确使用定量和定性评价。科技评价应当在合理分类的情况下,尽可能地结合使用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把握被评价对象的实际水平。 (荣誉主编李志民,图片源自网络)

    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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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教育是知识升维过程,论知识的五个维度

           社会上广泛使用的“素质”一词并没有准确的定义,但已经被理解成比知识和能力更高级的东西,或者说是内化为人的与智慧相关的格调和品位表现。而这些内在的品质,更多的是文化的积淀、知识内化和转化的结果,也与个人的智商、情商等相关。素质教育喊了很多年,但如何在学校开展素质教育是没有人能说清楚的。整体上讲,素质教育是指教育思想,不是指具体的教育内容,知识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支撑。本文试图从知识的维度上探讨素质教育,欢迎有思考的专家拍砖。        知识是信息接收者通过对信息的提炼和推理而获得的认知;是人对自然世界、人类社会以及思维方式与运动规律的认识与掌握,是人的大脑通过思维重新组合和系统化的信息集合。知识的描述是指把知识客体中的知识因子关联起来,便于人们识别和理解知识,它是知识组织的前提和基础,任何知识组织方法都是要建立在知识描述的基础上。        罗素在其著作《哲学问题》第三章专门提到:我们对于直接察觉的任何事物都是有所认识的,而不需要任何推论过程或者是任何有关真理的知识作为中间媒介。因此,我站在桌子面前,就认识构成桌子现象的那些感觉材料,——桌子的颜色、形状、硬度、平滑性等等;这些都是我看见桌子和摸到桌子时所直接意识到的东西。因此,构成桌子现象的感觉材料是我所认识的事物,而且这些事物是按照它们的本来样子为我所直接认知的。我对于桌子所具有的知识是属于我们应该称之为“描述的知识”那一类的。桌子就是“造成如此这般感觉材料的物体”。        由于知识的泛在描述的机理,这就意味着它的存在模式并非简单的、固定的,单一的,而是复杂的,立体的,多维的。人类目前所处的四维空间中有传统的长、宽、高再加上时间维,知识其实也拥有四个维度。当然根据现代物理学的知识,宇宙拥有十一维,还有七个空间维度是我们感受不到但确实存在着的。        一维的知识是指知识点,每个知识点都是一条线,这是构建整个知识大厦的地基,也是最简单、最坚固的知识原子,可以凭借感知获取,也可以凭借记忆进行存储,当然也可以进行最原始的搬运和复制,掌握知识点多的人叫“知道分子”;        世界上的知识点是无穷的,知识点甲与知识点乙的链接是二维知识,理解了知识点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了知识面,主要是靠理性思维统筹知识点之间的关系,掌握知识面多的人是“知识分子”;        知识面也是无穷的,三维的知识是将知识面通过更为复杂的数理(譬如公式)与逻辑关系进行描述就形成了立体的知识架构,也就是知识体,掌握知识体多的人是“知能分子”;        将立体知识加上合理的抽象想象力构成四维知识,四维的知识如同现实四维中的长宽高+时间,如果说三维知识更加立体,那么四维知识无疑就产生了生命力,出现了前瞻性,可以通过知识对于不久的将来甚至更远的未来进行预判和假说,掌握四唯知识的人是“知慧分子”,例如爱因斯坦;        正如现代物理学对于宇宙有十一维的判断一样,五维的知识也存在其可能性,只是我们自身由于维度局限还不能觉察罢了,但毫无疑问的是,如果能够获得五维的知识,那么将出现全知视角,对于过去和未来都有非常确凿的判断能力,那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超人”了。        教育是非常复杂的过程,技术只是提供方便和提高效率和效益。在线教育可以为知识传播提高效率和效益,只解决知识点或者说是一维的知识,对应试教育有帮助。全面的教育是知识升维的过程,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对于多维知识的把握和理解,尤其是当前普及素质教育的时代意义重大。        这也就意味着,教育工作者不能将教学局限于知识点的传授以及为了应对考试而进行的机械刷题中,而是要教会学生将知识升维。信息时代的教育要教会学生如何用碎片化时间学习系统知识;要教会学生学会理性思维,把知识点形成知识环,知识面;要教会学生用数理和逻辑推理把直接知识点和知识面抽象出间接的知识体;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点,要教会学生把知识升维,培养超人。(责任编辑王世新,图片源自网络)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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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网络安全买保险如何?

           “每逢佳节就关网”仿佛成了一些政府部门、学校、企事业单位的惯例,既影响了宣传效果,不利于政务公开,也影响了人们使用,如此因噎废食,按理说也应该算是一种事故。        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难言之隐,过节意味着放假,也是单位网络安全监管力量最为薄弱的时候,不法分子就喜欢这个时候兴风作浪。由于过分要求用户自己负责网络安全,甚至顶格处罚网络安全责任人,也难怪这些单位和个人噤若寒蝉。于是,与其在家提心吊胆,不如把网站下线一了百了,图个万无一失。        诚然,网络安全无小事,绝不能掉以轻心。近年来,社会各界对网络安全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网络安全法》实施两年多来,各机关和企事业单位都加大了网络安全防范的力度,这本身是件好事。但过度把网络安全责任推到下级单位和个人身上,会造成单位和个人消极对待网络使用和服务。长此以往,势必影响建设信息化国家进程,若不及时纠正,影响中华民族在信息时代的崛起。        网络空间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新形态,人们在虚拟的网络空间中开展各种活动和实践,目的是使现实生活更丰富、更便捷,因此网络空间不能脱离现实生活中的人,也无法独立于现实的社会关系与秩序。同时,互联网也有自己的特点,“合作共赢,共建共享”是互联网精神,应该扬“互联互通”之长而非“自建沟壑”其短。当前我们采用“各扫门前雪”的互联网安全治理模式虽然强化了共同治理的基本理念和思路,但实际上沿用的是人类社会的安全治理思维,与网络开放、共享、协作的精神以及直接引发的效率提升是相悖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梳理互联网安全治理思路,探讨能否从以内容源分类、由下到上的低效管理升级为按层次结构分类,由上到下的高效治理,倡导由国家以及各行业、各省建立从各自网络顶端端口切入的立体交叉、可追溯的网络安全治理新模式,这样既方便于顶层设计,实现统一管理,也有效的减少了社会资源的浪费,避免了各单位参差不齐的网络安全保障所带来的“木桶短板”效应。        当然,要实现这样治理模式要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要加强网络协同治理,减少各部门、单位之间自己设置的“围墙”,这样才能极大地提升安全治理效率。二是要尽快全面普及IPv6,互联网不安全的根本原因之一是IPv4网络的地址无法溯源,无法实时追踪打击。IPv6的真实源地址认证技术,可以实现针对互联网痕迹的追踪,使得设计安全机制和网络管理更加容易;可以实现基于源地址的计费、管理和测量;可以为安全服务和安全应用的设计提供支持,从而大大提升互联网的安全性。        当然,以国家为主的顶端网络安全治理结构可以想见是一个需要投入大量资源的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甚至由于体量过大无法尽快实施,那么可以考虑借鉴金融市场的模式,比如可以通过专业的保险公司为各单位的网络安全精算设计保险,由有需求单位购买网络安全保险,单位网络出了安全问题由保险公司赔付,然后由保险公司集中物力财力分期分批来建设各级顶端网络安全工程。(责任编辑王世新,图片源于网络)

    网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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