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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竞逐ESI会扭曲学科生态

ESI为何收到热捧       基本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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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排行榜:理性地看,引导着排

      大学排行榜并不始于中国,它与SCI、ESI等指标一样都是舶来品。我国自1982年出现第一个大学排行榜至今,现在每年公布的与大学有关的种种排行榜超过400个,仅世界大学排行榜就有50多种,其中一些排行榜已经成为社会衡量大学的重要参考和指标。   大学排行榜数量激增的背后是其关注度的水涨船高,它的火爆程度从每次US News、QS、THE、ARWU等大学排行榜发榜之日各方铺天盖地的宣传可见一斑,有的高校甚至以某排行榜的位次进步作为阶段目标。   但在火爆的同时,大学排行榜也一直争议不断,乱象频生。这不由得让我们深思,在"以一流为目标、以学科为基础、以绩效为杠杆、以改革为动力"的“双一流”建设大背景下,行走于巨大需求和诸多责难之间的大学排行榜,到底应该怎么办?   大学排行榜“问题”不少   近年来,US News、QS、THE、ARWU等在全球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大学排行榜越来越受到国内的重视,这些形形色色的排行榜基于不同角度,采用不同指标,设置不同权重,对大学进行或综合或单项的各类排名,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曾经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但在重视过度尤其是与经费等资源配置挂钩后,其“指挥棒”光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日益严重。虽然排行榜数量很多,但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一些排行导向单一扭曲大学功能。我国新时期的高等教育承担着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创新等功能,其最重要的使命就是人才培养。但在很多大学排行榜中,人才培养所占的权重少则5%,多则20%,这就意味着至少80%以上的权重跟人才培养没有关系。反而以论文为基础的科研指标占了大头,这等于用相对单一的评价科研机构的方式来评价功能多元化的大学,而一旦被当成评价指标,必然会背离大学的“初心”,扭曲大学的功能。   第二,不同类型大学无法一概而论。我国的高校发展层次和类型各有不同,承担的任务和职责各不相同,高校的基础条件和科研水平也各不相同,具有差异化的历史文化资源、人才培养目标、定位、区位发展和学科与师资条件。所以用同一指标对不同性质的大学进行评判,必然会出现很大的误差。   第三,不同排行榜标准各异。种类繁多的排行榜都有自己的一套指标系统,以QS世界大学排名和US News排名为例,除了以论文为主要代表的科研水平和同行评议占了指标“大头”外,在另外几个指标上,QS强调了师生比、外国留学生和教师的数量、雇主印象等,US News 则强调了授予博士学位的数量。由于评估的指向不同,其指标和结论差异就可能很大。   第四,主观性指标影响排名。QS等排名就曾因过多主观指标和商业化指标而受到批评。有些国际排名机构为了配合中国市场,在极短的时间内推出了很多细分的排名,其质量可想而知。   另外,我国目前对排名机构的资质没有过多要求,由于缺少规范,有的排名机构在基本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 看到了其中蕴涵的商机,商业利益成为推出大学排行榜的唯一驱动力。这类排名往往除了客观数据,还加入了社会声望以及毕业生就业质量等非客观指标,其真实性和科学性可能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此类排名过多涉及商业操作,不可避免带来客观公正问题的非议,有些国内的大学排行榜还曾经爆出收“咨询费”等人为操纵排名的事件,这对于一直处于舆论风口浪尖的大学排行榜的声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然,即便排除了人为因素,客观上说,没有哪个排名是绝对科学、完美和无争议的。对一所大学的评价,就如对一个人的评价一样,是复杂的,很难用一个完全量化的指标去衡量。       大学排行榜的“异化”作用   “双一流”建设的目标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争做一流自然是高校的目标,因此每当看到排行榜上的名次起伏,每所高校都不免焦虑。名次不仅事关大学的脸面,更涉及到政绩、招生、经费和各种资源甚至未来在“双一流”建设中可能出现的位置,而这种焦虑又被媒体以及社会公众反馈无限放大了。   应该说,大学排行榜作为社会和大学一个参考角度,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当其成为政府进行资源调配和经费倾斜的重要参考并将大学、学者一同裹挟进来的时候,它的破坏性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急功近利。许多大学为了增加科研指标权重不得不采取急功近利的短期措施,它们为了提升在大学排行榜中的排名,给各个部门下达SCI、ESI数量的硬指标,有的学校甚至把行政人员、医护人员都纳入考核范围,完成论文任务的高额奖励,完不成的末位淘汰。这种简单粗放的管理方式严重违背科研规律,给大学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第二,规模迷信。为了迎合大学排行榜的各项指标,国内相关部门以及不少高校迷信“人多力量大”,以规模论英雄,用规模指标体现质量和水平,想尽办法提高学校规模和招生规模。一些大学盲目扩张规模,以文科见长的学校也开始设立理工科目,开办容易发表论文的学科,甚至不惜走以简单地合校并校扩张规模以达成强校的路径。   第三,生态恶化。由于各项大学排名都以科研和同行评议为主要指标,而其中主要以自然科学为主,这就使得很多人文学科的强校在各项排名中迅速跌落。由于学校的资源总量是一定的,为了快速提升排名,很多高校的人文等学科都陷入了不被重视、资源逐步缩减的尴尬境地当中。长此以往,必然导致人文学科的衰落,对学科整体发展造成不可逆转的重大损失。   第四,千校一面。由于排名只能靠数据,各所大学通过对数据体系“庖丁解牛”之后,自然而然出现类似于应试教育“刷数据”和迎合指标的应激反应,长期浸淫于这种所谓的趋利避害模式,中国的大学就会变得毫无个性,日渐趋同,这对于强调特色发展的中国高等教育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       大学排行榜是否有存在的价值   既然大学排行榜问题多多,为何它能够长久不衰并热度越来越高?这源于我们过度重视排名的文化诉求。   政府相关部门无疑是需要大学排行榜等第三方排名的。由于中国以公立大学为主,政府指导大学的发展,了解和展示国家高等教育的提升水平,分析对不同高校的投入产出效益需要不同维度的参考。   高校本身当然也需要。任何大学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需要在竞争中确立地位,体现成就,不同类型的学校需要不同的指标来评价,同类大学的管理者知晓自己的优势、劣势及所处位置,进而制定学校自身的发展战略。   考生以及家长的刚需更强烈一些,特别是高考改革和以学科为基础的“双一流”建设进一步加大了报考的信息鸿沟之后,考生以及家长更需要通过排行榜等指标来选择学校、专业。他们不是专业人士,不具备从繁杂的各项数据中抽丝剥茧梳理优劣的能力,大学排行榜无疑提供了直观易懂的“坐标系”。   说到底,大学排行榜在某种意义上满足了各方心目中简单、直观、明确的标准,它问题不少,却一目了然。如何针对有利于高校发展和学科建设来设计大学评估指标,如何引导大学排行的方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       如何引导大学排行榜为我所用   大学排行榜在中国的诡异遭遇在于,一方面很多人在批判,另一方面却获得了很大的追捧,这说明我们在高校评价层面缺乏有效的评价体系。尤其是在2015年之后启动的“双一流”建设要求“以绩效为杠杆”“动态管理,优胜劣汰”的情况下,绩效本身就意味着数据或者客观指标的考核,而优胜劣汰也必然意味着要在一定时效下分出快慢、高下。   事实上,即便没有“双一流”建设,中国的高等教育评价也不可能再回到过去的混沌状态,即便“消灭”了大学排行榜,也一定有类似的排名来替代。因此,我们需要优先考虑的,是政府如何更好地引导包括大学排行榜在内的第三方评价体系,使其更好地为我所用,并成为中国特色高校评价体系的一部分。   第一,大学排行要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一部分,是高等教育主动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客观需要。坚持立德树人和科技创新,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关键。   “双一流”建设我们一直坚持“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目标,明确了“双一流”必须按国际通用的评价准则达到一流,又能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双一流”建设既是目标,又是过程,这种定义是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概念。因而,大学排行也具有时空局限性的相对性,也应依据国家发展战略要求制定相应评价指标,引导大学主动服务和服从于国家发展战略。   第二,大学排行应区分不同类型。   不同类型的高校,承担着不同的任务和职责,评价的尺子就应该不同。   大学排行要有利于学科特色发展。 “双一流”建设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契机,其抓手和基础是学科建设,这与以往的“985工程”“211工程”建设的思路截然不同,是通过分层和分类的建设思路,鼓励高校的“差别化发展”。各个大学应按照不同的主体功能定位,实施“差异化”的评价排名,打破主要用科研贡献,实际上是用论文相关数量“一把尺子”量到底的单一评价排名,使大学排行逐步趋于科学性、合理性和公正性,实事求是地排出不同类型大学的社会功能和贡献。   第三、大学排行应增加人才培养的权重。   建设教育强国,必须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大学的主体是教师和学生,大学的任何改革都不能忽略教师和学生,这些源源不断的优秀学生,在学习知识、提升能力的同时,也成为大学创新的生命源泉。   分析目前民间机构发布的各种大学排行榜,在评价指标设计中,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权重都不够。受排行榜影响,校长们在学校管理制度设计和资源分配时,很难不做一些有利于提高名次,有利于争取更多资源,但却可能偏离大学本位,违背大学精神,无助于真正提高教育质量的决策。大学排名应把人才培养质量放在指标体系的首位,把“培养过程质量”“在校生质量”“毕业生质量”等全面纳入评估计入权重。   同时,“双一流”建设要突出人才培养的核心地位,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培养质量,教师是关键,教师的教学水平与效果决定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评价、检测并引导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和教学效果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效途径,相关指标都应该列入评价体系。   第四,大学排行要与时俱进。   教育形式和形态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的,是教育活动适应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客观需要,在“硬件”和“软件”上同时不断变革、创新和完善的过程,是教育形态的不断变迁相伴随的教育现代性不断增长的过程,因而,现代化大学的功能和概念,评价标准也在不断改变。尤其是,当前我们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2018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8.1%,中国即将由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情况下,大学排名也要适应社会发展与人民需求,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需求。   评价大学应该是动态的、发展的,特别是信息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带来大学形态的变革。对大学的评价要充分利用互联网等公开数据。在互联网时代,对于大学的评价,其评价体系设计更能趋于公平客观,也容易实行分类评价,评价内容对不同类型大学可以有明显的区分度,评价取向要靠数量促进质量,评价标准要更多地关注学生成才。评价要围绕大学的主要功能全面设计,而不是只关注少数几个学科的学术影响。(荣誉主编李志民)

    大学排行 双一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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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I崇拜 别把中国科研带偏了

           漂洋过海来到中国近30年的SCI一定想不到,自己会从一个最初是为了科研人员在短时间内找到与自己研究工作密切相关论文索引的工具,发表国际论文的示范并引导中国学者在国际上发表论文的推动者,逐步变成某种程度异化和扭曲科学研究目的,绑架科研和学术评定,让国内学术共同体爱恨交加、心情复杂的核心评价指标。        科研是为了认识世界和解决生产实践问题,论文只是科研过程中的副产品。由于我们对科研活动的规律性认识不足,把复杂的科研活动简化成等同于论文发表,再用论文发表的载体区分研究者水平高低显然是不靠谱的。如同生产关系不适应生产力必须进行主动或者被动调整类似,如今破除SCI崇拜并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科技评价体系,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一环。        当然,一切问题的根源,不是SCI,而是异化它的力量。 SCI引入中国的前世今生        上世纪60年代,《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 SCI)在美国正式出版。之后又拓展到社会科学、艺术和人文学科领域并发行了网络版Web of Science,成为世界上权威的科学文献引文数据库和功能完善的科学文献检索工具,与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并称世界三大科技文献检索系统。        从本质上说,期刊和所发表的论文只是SCI的统计样本, SCI的核心是科技期刊和论文索引(Index),就如同图书馆内的图书分类卡片。在资讯不够发达的年代,SCI对于科研人员查阅最新文献、减少期刊订阅成本、追踪国际科技前沿以及具体的课题研究时有较大的帮助。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SCI原来的本质功能逐步衰减。        然而,它通过统计大量的论文以及某期刊某论文在某学科内的影响因子、被引频次、即时指数等量化指标来对期刊、论文等进行排行的功能,对于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来说非常具有吸引力。因为改革开放之前,科研水平高低、科研经费的拨付,并没有什么量化标准,也没有同行参与评价,完全是由行政部门官员说了算;上世纪80年代开始有了同行评审,但当时直接参与科研工作的人员数量有限,学术圈子非常小,评审不够严谨,主观性太强等。当然,改革开放也让中国科技界放眼世界。        在这种情况下,南京大学率先提出了用SCI量化指标来衡量科研人员水平的评价方法,并在之后被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吸收沿用,逐渐成为主流的学术、科技评价方式,对于引导国内学者在全球高水平期刊发表论文,提升中国科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接轨国际前沿科技,在当时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 SCI先天的缺陷和不足        当时的SCI给我们提供了科技评价客观的尺子,历史地看,是一种进步。但谁也没有想到的是,SCI逐渐被神化,在科技评价中,唯SCI、ESI的做法越来越严重、普遍。        为了迎合这种量化指标性的评价模式,有的学者靠热点、拼凑、抄袭等,短短几年发表数十篇甚至百余篇SCI论文,却对解决实际问题没有任何意义;有的高校为了SCI的光环,在进行人才招聘的时候直接“明码标价”,要求3—6年内要发表多少篇SCI文章,否则不能留任;有的省份甚至将SCI、ESI指标纳入到高校建设指标中……        SCI本身有其天然不足与缺陷,一旦唯SCI,其先天的缺陷对于科研整体的误导和弊端就显现出来了: 第一,SCI“偏科”严重。        不同学科情况不同,SCI无法“一概而论”。由于SCI侧重基础科学类期刊的收录,因此主要适用于以发表论文为主的基础学科和应用基础学科的成果,对很多工程应用学科并不适用。        即便在基础研究领域,不同学科之间也是冷热不均,如生命科学、化学、材料学等容易发SCI论文的学科就应者云集,而物理、数学等学科就举步维艰;即便是同一学科,不同的研究方向有的偏理论,有的偏应用,有的热门,有的冷门,此消彼长之下,学科内部的发展也会出现极大不均衡。这种忽视科学研究提高对自然界认知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而仅仅以SCI为风向标的功利性倾向完全异化了科研的目的。        不仅如此,学者需要发表SCI论文,高校也需要SCI数量光环加持。可以说,SCI、ESI等评价指标直接影响和改变了中国高等教育的生态和格局。 第二,用确定的时效绑架了不确定的科研产出。        正常的科研活动需要做深入研究并长期积累,如果用SCI论文发表的时效、数量来评判,那科学史上很多著名科学家都会被“淘汰”。以2018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时年59岁的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为例,作为55年以来该奖项唯一的女性获奖者,她仅有6篇论文代表作,其中获得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还只是发在影响因子1.0左右的学术期刊上。 第三,引用率准确性的问题。        一般情况下,论文的引用率与论文的质量成正比。然而,论文被引用的原因比较复杂,有肯定性引用,也有否定性引用,有一些具有较高价值的论文的引用率并不高,比如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以及很多数学的公理因为是常识而不会出现很高的引用率。而也有不少论文虽然在发表后获得了极高的引用率,后来却发现没有什么价值,甚至是错误的。例如,去年曝光的前哈佛医学院安维萨教授的31篇与心肌干细胞“c-kit+”相关的论文,不仅引用量很大,还有很多模仿研究,最后因涉嫌伪造和篡改实验数据被撤稿。所以仅仅根据引用率来评定科技成果,就很难全面评定出可经受起长期考验的科学成果,甚至可能评出错误的结果。 第四,英文期刊占比过高造成影响因子偏向性过强。        截至2019年6月,SCI期刊库收录了全世界1.1万多种期刊,其中主要是英文期刊。这就使得英文语种期刊之间和论文之间有很高的引证率,影响因子随之水涨船高,而其他语种期刊的影响因子则相对较低。由于SCI期刊较少收录中国期刊,因此很难用SCI这个评价标准涵盖国内学术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的中国学者,客观上造成大量的优秀学术成果都涌向国外学术期刊,并使得国内学术期刊严重“营养不良”。 第五,很多重大的科技成果无法用SCI评价。        论文的发表和引用仅仅发生在学术团体内,也就是说,只有写论文的人才会引用别人的论文。科研是探索未知世界和改造世界,解决生产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很多重要研究成果并不一定是以论文的形式来呈现,很多论文可能启发或指导了工程技术人员解决了实际问题,但他们不一定去写论文,就不会产生引用。比如,互联网早期的研究根本就不许发表论文、数码相机取代胶片相机不是学术论文能够实现的、移动互联改变了我们的信息获取方式是在大量研究基础上取得的,但这些研究论文很难上得了“高被引排名”。用论文的引用率只适合评价个别学科基础理论研究。以发表载体评价论文水平,以论文引用次数评价研究人员水平,这肯定不是搞科研的目的,因此科研评价导向要尽快脱离论文指标的绑架。 SCI是如何被扭曲的        科技评价由改革开放前的行政部门说了算,到有一定数量指标作参考,应该说是一种进步,但过分重视数量指标导致了科研工作忘了初心。这些年对科技评价进行改革的呼声此起彼伏,可谓一浪高过一浪,报刊文章和论文很多,政府部门的文件意见也发了不少,但实际进展并不明显。以论文评价科研水平的方法改不掉的原因可能很多,归结起来可能主要是以下四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我们的职称与待遇挂钩体系单一,或者说只有评上某个级才能使其待遇得到保证。社会上经常质问,外科医生只要手术做好了,能治病,为什么必须发表论文?因为单一的职称与待遇挂钩体系,外科医生要评上职称,才能长待遇,制度上没有为外科医生、农业技术人员、工程技术人员等设计出其他合理增长待遇的渠道,他们也只能按要求拼论文。        第二,在文化上我们往往追求显性的公平。显性公平就是要有可靠的数量指标比较,论文数量或被引用数量、期刊影响因子等数据容易计量,容易比较。如果不能用定量的数据来比较,用定性估计说谁的水平高,职称判评给谁,也许评审人是出于公心,但难免有人就有认为你有猫儿腻。        第三,现行的以论文数量或引用量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已经形成了明显的受益团体。对于从事生物、化学、材料等基础研究领域的人,对于善写和易写论文的研究人员明显有利,期刊出版界明显是受益者。如果改掉现行的评价方法,目前还看不到谁是明显的受益方,当然,分类评价更公平,对国家科技发展有利。        第四,各个层次的科技管理部门勇于担当的领导少。口头上或认识上,不少领导都看到了以论文数量或引用量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方法产生的弊端,有些评价方法的改革,其实就是部门或单位领导下决心即可,但有些人还是犹豫不决。譬如:很多大学校长都认识到了以论文相关数量来评价教师水平对学科和学校发展带来的危害,但校长有权却很难下决心改变这种数量评价方法。很现实的问题,如,某个学校想取消对发表SCI收录论文的奖励,但我们学校改了,其他学校不改,我们排名下滑怎么办,校长能向学校交代吗?        如今,有人戏称SCI、ESI等指标就是学术界的GDP,原因就在于这些指标与奖金、拨款等物质利益因素直接挂钩。很多项目评审组仅仅根据申报材料里的SCI论文数目和引用数量就得出评审结论,几乎不去考察论文的内容和实际水平如何;同时,众多学者的“帽子”、收入也与这些数量指标关系甚大,比如目前国内几乎所有大学都对学校员工发表在SCI收录期刊的论文实行奖励制度,而且把期刊分为不同级别种类设立不同的奖励金额,在《Science》《Nature》等所谓顶刊上发表论文的奖金更高……上述种种,自然就出现了“SCI崇拜”的怪圈。它使得大部分科研人员将科学研究的目的从解决问题演化为发表SCI论文,科研评价成了数SCI论文,这其实也就解释为什么“唯论文”会成为科研领域的大问题。由于学术共同体的认知模式已经被这套量化指标绑架,直接导致了一些学术不端现象屡屡发生,也让一些国内学者更愿意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造成了国内科技期刊水平“矮化”。 “SCI崇拜”不破 新评价体系难立        中国科技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的科技评价机制和导向,而破解“SCI崇拜”直接关系到新时期科技评价机制能否成功确立,因此我们应该重视以下几点:        首先,应有效地扭转科技评价的功利化导向。鉴于科学研究的长期性和积累性特点,对科学研究成果要进行分类评价,针对不同类型的科研开展全面的综合评估,应将同行评议与其他多种评估手段结合起来,围绕着知识价值进行定量指标、定性指标、机构对比、国际比较等。评估内容不仅应包括近期论文的产出和引用,而且更应包括其多长期综合影响,突出同行评议的价值评估。学术界应该减弱对SCI收录期刊发表论文的神圣化,大学和研究机构应取消对发表SCI收录论文的奖励。        当然,造成对SCI等指标的崇拜主要是利益的驱动,因此也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措施,从上下游系统的斩断这种链条,前提依然是建立有效、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学术和科技评价机制。        其次,本土的科技期刊应该起到积极作用。中国科研人员用中文发表论文是责任也是义务,受国家科研经费资助的研究成果首先应该在国内发表,让国人能看懂才能提高国民科学素养,提高国家的竞争力。一些打着SCI收录、中文核心期刊的噱头,却因为某些评审看不懂国人的优秀研究论文连连拒稿,导致论文作者改投国际顶级期刊,并被封面报道的反转事件时有发生。国内科技期刊与其花费大量精力和财力钻研如何被SCI收录,不如多吸引高水平编委和评审,让优秀论文通过期刊真正体现出它的科研价值,才是迈向一流学术期刊的有效途径。        2018年11月14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召开的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会议提出“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这为中国建设一流科技期刊指明了方向。事实上,只有科研管理机构不再盲从SCI了,学术期刊不再打破头挤进SCI了,鼓励中国科研人员将研究成果第一时间在国内发表,才能达到提高中国科研水平国际影响力及保有科研数据知识产权的根本目的。作为学术论文的出口和重要终端,本土学术期刊能否崛起将成为确立中国特色新时代科研评价标准的关键一环。        最后,过度重视在国外期刊上发表论文,是国内科技界学术不自信的表现。从国家角度来说,由于国内一些科技期刊的羸弱和评价制度的不合理,导致中国人的研究成果都争先恐后地拿到国外期刊去发表。科学无国界,但科研经费的来源是有国界的,技术的使用是有国界的,知识产权的归属更是有国界的。科研成果首先在国外发表,使得国内同行不能在第一时间受益,影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浪费了国家的科研经费投入,这是个大问题,应该要得到根本改变。        当然,我们也欣喜地看到,从去年开始,科技部、教育部等多部门破除“四唯”“五唯”的专项行动对于中国的学术、科技评价体系无疑是一个破而后立的重要契机,代表作和标志性成果等多维评价机制的探索将为中国特色科研评价体系的建设提供重要的借鉴和依据。(图片来源于网络,荣誉主编李志民)

    SCI,论文,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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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研将不再是一部分人的自娱自乐! 教科文组织启动制定开放科学全球标准框架

           开放获取作为开放科学的具体形式,是互联网等新技术带来的一种学术交流新模式,其核心是利用互联网保护论文首创者的知识产权,快速为学术同行免费提供最新科研信息和成果服务,破除了少数纸质期刊对于学术的垄断,使科学知识更快更广地普及,使科学过程更加公开,使科研成果更易获取、更切中社会需求,因此,开放科学日益被视为“面向未来的科学”和“科学的未来”。        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学术论文交流载体的形式不断发生变化。从最早的同行书信交流到不定期出刊,纸张和印刷技术的普及,才形成了现代的学术期刊。互联网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与融合,使学术交流载体发生了替代性的变化,也使得学术发现的表达和交流方式向着多元化发展,而且不可逆转。        但是,目前尚无涵盖开放科学所有层面的全球规则框架,仅有零星的某些国家、区域的阶段性成果,比如一个由德国图书馆、高校和研究机构组成的名为Project DEAL的联盟,在经过近3年的谈判后,终于与学术出版商 Wiley 签署了开放存取协议。根据该协议,700 多家德国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将能获得 Wiley 旗下所有学术期刊 1997 年之后的全部访问权,而德国科学家在 Wiley 期刊上发表的论文将对所有人免费公开。然而,随着开放科学的趋势日益全球化以及不同层级的开放科学操作、政策和法律框架激增,当务之急是确保世界各地区、各国在开放科学问题上达成一致,并确保开放科学实践为切实缩小科学“内行”与“外行”之间的差距做出贡献。        为此,在2019年11月27日闭幕的教科文组织大会期间,193个教科文组织会员国决定由该组织牵头开展关于开放科学的磋商,以确定那些全世界普遍接受的规范并制定一份标准制定准则性文件——《教科文组织开放科学建议书》。这一进程预计将用时两年,目标是使建议书于2021年得到教科文组织会员国通过。        根据公开的资料,《教科文组织开放科学建议书》将明确定义开放科学、提出开放获取和开放数据的具体措施、拉近公民与科学距离的具体建议和优化全世界科学流通与生产的具体行动。这无疑是开放获取的重要里程碑事件,也将进一步加快并深化开放获取的全球化进程。        这对于我国亟待建设的中国特色科研评价体系同样是个好消息,当前在中国,在线发表论文还受科技评价的惯性影响,保守势力仍强调论文被SCI收录的重要性。由于科技评价导向的异化,用期刊载体评价论文的学术水平,把论文的价值绑定在期刊上,把科研能力和水平也绑定在论文发表的期刊,绑架了学术,也阻碍了科技的发展,面对开放获取的全球新趋势,科研评价必然会出现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我们所寻找的有效的、新型评价模式也许就蕴藏其中。(责任编辑王世新,荣誉主编李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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