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运用博弈分析框架以湘南G县为背景观察、分析村庄精英竞争机制和村庄政治的运行实态。作者指出，在村庄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的博弈与治理精英系统中村支书—村主任的博弈中，由于自主机制缺位和制度供给短缺，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四者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偏差，村庄公共治理其实处于一种“亚瘫痪”状态。因此，要变革村庄公共治理必须从四个方面入手：明晰责权，建立村支两委协调均衡机制；拓宽渠道，完善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扩大参与，加强村民监督机制；规范政府行为，建立乡镇仲裁机制。

公共政策变迁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都有必要加强和深入。为了厘清政策变迁的基本理论，本文依据变迁时序和表现形态建构了“政策时滞”、“政策博弈”、“政策演进”三个理论纲要，并在三个理论纲要下尝试性地提出了9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其目的在于揭示和阐述公共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同时也说明公共政策变迁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所建构的变量系统的复杂性，对于公共政策认知、规划、设计、实施与评估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尽管基于“三农”问题的公共政策动员“声势浩大”，但在具体政策操作层面上尚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欠发达地区，一部分农民不仅面临着经济资源不充分的“贫困”问题，而且也面临着健康资源不充分的“病困”问题，比如营养不足、卫生条件差、“看不起病”、“看不了病”、“看不好病”等。本文以湖南为例，通过不完全调查方式说明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的健康问题值得政府公共政策的高度关注，希冀谋求底层中国政策的“劣势者利益最大化”——“贫困＋病困”的农民需要获得公共政策的公平照顾和特殊“补偿”。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并推行的情况下，全方位的健康政策制定及其实施也显得特别重要。

通过 “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对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公共政策变迁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正式制度变迁模式，是围绕集体行动而开展的自发的或通过人为安排的秩序演进过程。政策变迁除了呈现为政策时滞、政策博弈、政策演进三个结构性逻辑外，还表现为政策失效、政策创新、政策均衡三个阶段性逻辑。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变迁都可能无法回避均衡-失效-创新-均衡这种方程式循环。因此，研究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理论对于理解和掌握政策变迁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网络构成的虚拟世界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作为可能世界里生长的一种新媒体，政治博客成为了表达政治见解、反映公众民意、实现政治诉求、影响公共政策的个性化载体，它以交流的非实物性、对话的去身份性、组织的非正式性、议题的非私人性在博客公社里行进着草根政治的民主操练，它以无障碍的书写方式和零壁垒的交流方式诠释着公共网络社区的后现代政治话语。随着政治博客的迅猛扩张，一种电子民主悖论似乎不可避免，公民理性与政府责任的建构对于网络的公共治理显得极为重要。

公共政策变迁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正式制度变迁模式，是围绕集体行动而开展的自发的或通过人为安排的秩序演进过程。公共政策创新是公共政策变迁的必然阶段，是人类走向政治文明、社会和谐的有效制度安排。作为一项政策工具，人事档案制度一直以来强化着中国的身份管理和单位管理，对于中国的人事管理和国家安全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人事档案制度突出的应该是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功能，而不是身份限制和单位控制的功能。因此，人事档案制度的变革不可避免。在可预见的诱致性政策创新当中，交易费用理论、公共服务理论、普遍信任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将为制度变革提供理论基础。

在后农业税时代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框架下，乡镇政权毫无疑问地需要实现重大的职能转变，因而组织和承担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职责理所当然。然而，处于压力型体制末端的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仍然存在着主体不明、职责不清、能力不足、程序不顺、效果不佳的缺陷。因此，改革路径的良性设计和现代乡镇制度的建立对于乡镇公共服务供给体制的转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教育公平一直以来是中国公共管理领域重点讨论的话题。公共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衡和教育服务的不充分与不对等是造成教育不公的主要原因。以2005年湘南H 区义务教育状况为样本，运用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从教育财政资源、教师资源、学生资源三个方面分析了当前地方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失衡的状况及其原因。由于长期实行城市偏向的教育政策和重点校制度，形成了农村教育和城市教育以及“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的天壤之别，从而导致了公共教育资源配置失衡和公共教育的不平等。因此，要最终促进公共教育的均衡发展和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供给，必须纠正原有的政策偏差，进一步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农村教育投入力度，确保农村教育投入的优先性；必须打破原有办学特权，实现办学点和生源的均衡配置；必须实施鼓励和优惠政策，避免城乡教育“马太效应”的持续恶化。

长时间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的两个必然横截面。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实践的两个不同范本，但乡村治理远比城市社区治理多样而复杂，因而乡村治理的研究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在分析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的基础上，以1998至2008年间的CSSCI 检索论文与主要论著为研究对象，多学科揭示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论域、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十年来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思维场域与学术景观。乡土中国的“学术井喷”成了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学界盛景，反映出国家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学术张力以及问题意识、底层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弘扬，同时亦隐喻着地方治理中“乡村问题”的持续性逻辑。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语境下，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盘点、理论推进与实践指导值得进一步诠释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