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试图运用博弈分析框架以湘南G县为背景观察、分析村庄精英竞争机制和村庄政治的运行实态。作者指出，在村庄治理精英和非治理精英的博弈与治理精英系统中村支书—村主任的博弈中，由于自主机制缺位和制度供给短缺，治理精英、非治理精英、乡镇政府和普通村民四者都存在一定程度的行为偏差，村庄公共治理其实处于一种“亚瘫痪”状态。因此，要变革村庄公共治理必须从四个方面入手：明晰责权，建立村支两委协调均衡机制；拓宽渠道，完善非治理精英吸纳机制；扩大参与，加强村民监督机制；规范政府行为，建立乡镇仲裁机制。

公共政策变迁是一个颇具诱惑力的研究领域，在这方面的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都有必要加强和深入。为了厘清政策变迁的基本理论，本文依据变迁时序和表现形态建构了“政策时滞”、“政策博弈”、“政策演进”三个理论纲要，并在三个理论纲要下尝试性地提出了9个基本的理论命题。其目的在于揭示和阐述公共政策变迁的内在逻辑，同时也说明公共政策变迁的自变量和因变量所建构的变量系统的复杂性，对于公共政策认知、规划、设计、实施与评估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应用价值。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尽管基于“三农”问题的公共政策动员“声势浩大”，但在具体政策操作层面上尚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在欠发达地区，一部分农民不仅面临着经济资源不充分的“贫困”问题，而且也面临着健康资源不充分的“病困”问题，比如营养不足、卫生条件差、“看不起病”、“看不了病”、“看不好病”等。本文以湖南为例，通过不完全调查方式说明经济不发达地区农民的健康问题值得政府公共政策的高度关注，希冀谋求底层中国政策的“劣势者利益最大化”——“贫困＋病困”的农民需要获得公共政策的公平照顾和特殊“补偿”。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试点并推行的情况下，全方位的健康政策制定及其实施也显得特别重要。

通过 “大运动”形式自上而下所形成的强制性政策动员方式与建国初期的国内外复杂环境、民众心理特点等因素共同构造了当代中国的政策认同。人们之间以及人们对制度之间的信任相当普遍，信任政治建立在以人事档案为代表的“信任替代物”上。反过来，这种“自上而下”开展的政策动员与“自下而上”形成的政策认同所建构的普遍信任有助于建立大规模的、复杂的和相互依存的社会网络和制度，从而实现了由人际关系凝聚的经验信任走向集体规划化的制度信任。

公共政策变迁是人类社会基本的正式制度变迁模式，是围绕集体行动而开展的自发的或通过人为安排的秩序演进过程。政策变迁除了呈现为政策时滞、政策博弈、政策演进三个结构性逻辑外，还表现为政策失效、政策创新、政策均衡三个阶段性逻辑。任何一项公共政策的变迁都可能无法回避均衡-失效-创新-均衡这种方程式循环。因此，研究公共政策变迁的过程理论对于理解和掌握政策变迁的内在规律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