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投资与决策有它的客观规律，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经充分论证分析，才能进行科学决策。由于矿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而矿山基本建设是保证我国矿业高速发展、迅速地提高各种有用矿物生产能力的重要条件，因而，研究矿业工程的投资建设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矿业工程以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投资风险大等特点引起决策者和投资者的关注。通过矿业工程投资与决策的具体案例，对工程项目投资决策程序作了阐述，论证了工程投资与决策的重要性。

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使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环境肆无忌弹的“侵略”，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诸如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为了探索经济发展同自然资源使用之间的关系，本文借助物质流账户方法，计算了中国1990年-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内物质消耗DMC（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并将之与国民经济发展指标联系，对DMC进行了反弹和减量效应分解。结果表明：1990年-2002年国内物质总消耗在26×108t-40×108t之间，合人均2.3t-3.1t，以2000年不变价人民币计算的国内物质使用效率（单位物质消耗的经济产出）约为1266元-2628元/t，在1990年-2002年间以年6.2%的年均增长率增长了105%物质使用效率的提高表明中国经济的物质消耗没有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成比例增长，买现了一定程度的相对减量。但我国的资源使用效率只有英国的约1/7、法国的约1/5、德国的约1/4，我国经济仍处于资源消耗型增长阶段，DMC总量增长势头较强，买现绝对减量十分不易。

由于各国资源禀赋条件和生产、消费水平不同，各种资源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有利于国际分工的深化和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全球资源的分配更加合理。但出口国为了提供出口商品，需开采本国资源，这一方面降低了本国资源的保障程度，另一方面出口商品的生产和本国资源开采加大了本国的环境压力；为发展本国经济发生的进口则对进口商品来源国的环境产生压力。因此国际贸易总是伴随着环境负担的转移。为了定量衡量实物国际贸易中附带的环境负担转移，本研究运用生态包袱概念和算法计算了中国1990年～2002年国际贸易对本国环境和别国环境引起的环境压力，并对中国这一时期的实物国际贸易做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2002年间以重量计算的中国的物质进口量为每年110×108t～410×108t，年增长率为1113%；进口商品所附带的生态包袱为每年413×108t～2510×108t，年增长率为1516%；出口量为每年018 ×108 t～119×108t，年增长率为715%，出口商品的生态包袱为每年310×108 t～1215×108t，年增长率为1112%；实物贸易平衡（进口盈余）为每年0125×108t～211×108t，总体趋于增长;生态包袱平衡(进口物质附带的生态包袱出口物质附带的生态包袱) 为每年111×108t～1413×108t 。1990 年～2002 年间中国每进口1t的物质对物质来源国的环境造成约412t～617t的环境压力，而中国出口1t的物质对本国环境产生大约319t～813t 的环境压力。

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都需要物质投入，所有的投入物质或迟或早都会变成排出物质（废弃物或排放物）返回到环境之中。因此，通过测量物品（服务）的物质投入量就能估计其潜在的环境冲击。同时，测量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物质投入能够帮助生产者认清资源消耗的分布状况，锁定重点部位，为改进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提高资源利用率提供决策支持。铜是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原材料，铜的生产在提供了铜资源的同时，也消耗和搬动了大量的物质，产生环境压力。本研究以中国粗铜生产为研究对象，量化了我国铜生产的物质投入和生态包袱，并对其国际实物贸易环境负担转嫁进行了计算分析。

开采选别性是指能够将矿石和废石选别开采的程度，它对矿山生产的经济效益有重要影响，对于低品位、高价值、品位变化大的矿床，这种影响尤其显著。对于露天开采，影响开采选别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台阶高度。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来定量描述由于达不到“完美选别”造成的经济损失，并基于统计学和地质统计学理论，建立露天矿台阶高度与机会成本的关系模型。应用这一模型可以从开采选别性角度对露天矿台阶高度进行经济评价，从而使台阶高度的确定更为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