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国家尺度的社会代谢物质流、地理面积、净生态面积和标准生态面积，构建出测度本国环境所承受的环境压力总量指标体系——环境载荷和环境压强；对中国、德国、荷兰、奥地利、日本和美国等6个国家的环境载荷和环境压强进行了若干年的实证计算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虽然美国的人均环境载荷、人均物质总需求及人均生态足迹赤字等均是各国最高者，其环境压强却处于低位，与奥地利相近；中国的人均指标虽然低，其以标准生态面积计算的环境压强却是6国中最高者；以环境压强指标测度，5个发达工业国的经济发展与本国环境压力之间在研究期显示出不同程度的“脱钩”关系，即本国环境压强并没有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加；中国的环境压力却呈现明显的上升态势。同时就环境问题的公平性和环境压力指标的优缺点进行了简要讨论。

工业革命以来200多年的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使人类社会创造的物质财富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开始了对自然环境肆无忌弹的“侵略”，并由此导致了一系列的诸如能源危机、资源短缺、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系统功能退化等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为了探索经济发展同自然资源使用之间的关系，本文借助物质流账户方法，计算了中国1990年-2002年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国内物质消耗DMC（Domestic Material Consumption），并将之与国民经济发展指标联系，对DMC进行了反弹和减量效应分解。结果表明：1990年-2002年国内物质总消耗在26×108t-40×108t之间，合人均2.3t-3.1t，以2000年不变价人民币计算的国内物质使用效率（单位物质消耗的经济产出）约为1266元-2628元/t，在1990年-2002年间以年6.2%的年均增长率增长了105%物质使用效率的提高表明中国经济的物质消耗没有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成比例增长，买现了一定程度的相对减量。但我国的资源使用效率只有英国的约1/7、法国的约1/5、德国的约1/4，我国经济仍处于资源消耗型增长阶段，DMC总量增长势头较强，买现绝对减量十分不易。

一个国家的经济活动产生的环境压力与其具有的环境承载能力，决定了该国社会与经济发展的可持续状况。因此，测度环境压力和承载力是制定可持续发展目标和政策的必要条件之一。基于国家尺度的社会代谢物质流、地理面积和生态承载面积，可以构建出一个国家本国环境所承受的环境压力总量指标体系——环境载荷和环境压强;德国、荷兰、奥地利、日本和美国等五个工业国家的环境载荷和各环境压强总量指标若干年的实证计算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虽然美国的国内环境总载荷、人均物质总需求及人均生态足迹赤字等均是各国最高者，其环境压强却处于五国的最低端，与奥地利相近;以环境压强指标测度，除日本不明显外，其余四国的经济发展与本国环境压力之间在研究期（1975～1996）均显示出“脱钩”关系，即本国环境压强并没有随经济总量的增长而增加。为此，最后就环境问题的公平性和环境压力指标的优缺点进行简要讨论。

工程投资与决策有它的客观规律，只有不断总结经验、教训，经充分论证分析，才能进行科学决策。由于矿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有着重要的基础作用，而矿山基本建设是保证我国矿业高速发展、迅速地提高各种有用矿物生产能力的重要条件，因而，研究矿业工程的投资建设问题有着重要的意义。矿业工程以投资规模大、建设周期长、投资回报慢、投资风险大等特点引起决策者和投资者的关注。通过矿业工程投资与决策的具体案例，对工程项目投资决策程序作了阐述，论证了工程投资与决策的重要性。

铁矿资源的开发一方面为工业提供重要原料，另一方面对生态环境带来冲击，生态包袱是现今国际上表征这种冲击的一个综合量化指标。生态包袱指人类为获得有用物质动用的没有直接进入趸易和生产过程的物料，它形象地表达出有用物品的生产所造成的附加生态压力——每一件供人类享用的物品都背着一个消费者看不到的沉重包袱。生态包袱从输入端全面地揭示物品生产过程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冲击，是从源头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度量、监测和控制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主要物质组成是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因此研究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包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铁矿资源开发为研究对象，计算其1991年。2000年的生态包袱。结果表明，2000年平均n铁原矿、精矿和成品矿的非生物性生态包袱分别为1.28t、4.40t和3.19t，水生态包袱分别为0.58t、5.77t和4.821。全国铁矿石非生物性生态包袱在整体上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重点铁矿山原矿的这一指标略有上升。研究结果对进一步计算我国钢铁产品的生态包袱，以及对其他国家计算其进口的中国钢铁产品所对应的非直接投入具有重要的买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