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转型。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得以兴起的最深刻根源，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今天，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可欲的目标，它的达成，仍然不能离开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工作，不但论证着在国家能力和市民社会同样弱小的中国实现二者之间正和博弈关系的可欲性，而且也展开着某种可行性，那就是，提高国家能力、重构国家机器，是以合理界分国家与社会的职能边界、合理确定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前提的，而有限政府并不会自动成为有效政府，国家又必须充分发挥其支持和增进市场有效运作的积极作用，以及使具有自主性和多元化的社会确保统一和团结。

考察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理论准备，必须深入阐发一个超越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可能性。文章认为，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本体论意义，而劳动是有目的性的活动，意识内在于并伴随着劳动的全部过程。强调劳动之于社会生活的本体论意义，理论作为对象化活动的一种社会形式，意识、意识形态内在于并伴随着人的全部生存活动，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存在的总体，这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高度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又要注意严格区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性质的问题，注意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重犯“意识形态中心论”的错误，还要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自身的创新。

全球化改变了主权国家生存的内外环境，对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了挑战。文章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角色的现实变化出发，着重探讨大力倡导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适应性及解释力，并从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经济至上主义”，它的全面推行必将带来社会民主危机，加深市场与民主之间的矛盾；而全球化进程中所需要的是一种存在于“治理结构”中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它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与限度为背景的。即便如此，马克思强调了自由主义民主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他也没有把民主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出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中的矛盾，把民主推向前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一个普遍民主并不存在的时代，马克思于无产阶级作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政治统治的意义上阐发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的新民主概念，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在19世纪末，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判，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观的批判。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理论分析对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做了预测，而许多国家的改革经历也证明了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