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遵循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推进了对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特别是把克服市民社会与超越政治解放联系了起来。1844年以后，马克思把市民社会日益归约为经济关系，其目的并不在于把政治意义、法权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剥离出去，而正是为了说明政治意义、法权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们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这就超越了以洛克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两种相对立的市民社会理论架构，他的市民社会观为我们今天的理论论争提供着重要的资源。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和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而提出来的。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国家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列宁所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由于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某些特点，也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出现过诸多的失误，对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就产生过考茨基与伯恩斯坦、列宁与考茨基的大争论，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则更是一种流行做法。因此，我们今天考察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一个十分急迫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这一学说的本来面目，清除对这一学说的种种误解、曲解和附加。同时，我们又要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当代政治发展的新形势，对这一学说作出修正、充实、丰富和发展。

考察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理论准备，必须深入阐发一个超越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可能性。文章认为，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本体论意义，而劳动是有目的性的活动，意识内在于并伴随着劳动的全部过程。强调劳动之于社会生活的本体论意义，理论作为对象化活动的一种社会形式，意识、意识形态内在于并伴随着人的全部生存活动，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存在的总体，这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高度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又要注意严格区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性质的问题，注意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重犯“意识形态中心论”的错误，还要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自身的创新。

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它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与限度为背景的。即便如此，马克思强调了自由主义民主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他也没有把民主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出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中的矛盾，把民主推向前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一个普遍民主并不存在的时代，马克思于无产阶级作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政治统治的意义上阐发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的新民主概念，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在19世纪末，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判，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观的批判。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理论分析对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做了预测，而许多国家的改革经历也证明了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