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形：某一问题的重要性随着历史的演进才逐渐呈现、突出出来。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就是如此。当伯恩斯坦对“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区分并宣称市民社会之不可克服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即使像列宁、卢森堡这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几乎是10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市民社会研究成了90年代国际社会科学的一个前沿领域，我们才认识到，伯恩斯坦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究考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指出其合理性前提以及缺失，也就不只具有一点点历史的意义，而更具有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与超越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不仅提出“具体的人”取代“抽象的人”，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取代，他实现了哲学模式的转型，即扬弃主体性哲学而为互主体性哲学，扬弃认识论哲学而为实践论哲学，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而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过一些失误，人道主义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如果把人道主义的解释力仅仅相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旧社会残余而言，或者仅仅局限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那么这种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因而，一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概念仍然是必要和可能的，在其中，马克思主义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

在马克思的理论体系中，“无产阶级专政”是作为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和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形态而提出来的。毫无疑问，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是马克思国家理论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如列宁所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1由于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某些特点，也由于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实践出现过诸多的失误，对马克思的这一学说，在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就产生过考茨基与伯恩斯坦、列宁与考茨基的大争论，在资产阶级阵营中把无产阶级专政等同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则更是一种流行做法。因此，我们今天考察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一个十分急迫的任务就是要恢复这一学说的本来面目，清除对这一学说的种种误解、曲解和附加。同时，我们又要结合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当代政治发展的新形势，对这一学说作出修正、充实、丰富和发展。

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人类探求良好公共生活和政治秩序持久努力的延续，它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绝对主权的消解。通过审慎地分析治理与民主、官僚制等政治学传统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分支，可以看到治理理论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某种交融。

数量化是政治科学的必经之路，但是数量化必须以精确、严格的定义为基础，而且政治科学的发展不能停留于数量主义，它必须建立起解释理论，并以此支撑应用研究。建构中国政治学，指的是政治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指在不同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学。建构中国政治学具有双重目标：既完成“补课”任务，与国际的政治学发展接轨；又实现政治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必须增强政治学的科学性，不仅尽量扩张数据的“硬性”方面，使之具备最大限度的可测量性和可比较性，而且尽量提高它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关怀点和归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