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商会获得了长足发展，已形成各级总商会、行业商会、乡镇商会、异地温州商会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温州商会的成立缘由、办公场所、收支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组织章程、决策方式和职能发挥等方面来看，温州商会已取得一定的自组织能力和独立性。这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通过考察政府对温州商会的影响力和干预程度、温州商会对政府的依赖、相互交流以及温州商会人员的政治参与等方面，以及企业对温州商会的支持程度、温州商会对企业的建议情况等方面，可以看出，温州商会与政府、企业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动与合作。同时，在国家严格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的管理体制下，温州商会还存在着诸多缺陷。温州商会的发展仍然受制于现行体制，反映了目前我国民间组织的真实存在样态，而温州商会体现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以及对现行体制的某些突破，正是市场经济先发地区民间组织发展的特色所在。

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人类探求良好公共生活和政治秩序持久努力的延续，它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绝对主权的消解。通过审慎地分析治理与民主、官僚制等政治学传统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分支，可以看到治理理论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某种交融。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的消逝与地方力量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度之历史联盟的进一步瓦解，构成了国家的新处境。国家的新处境扩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领域，使对国家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等问题展开。在新历史条件下，国家既要寻求一种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性自助的新途径，又要进行社会福利改革；在多层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形式，加强合作机制以解决大量跨边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在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平衡，既体现差异性又重视互补性，实现全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共生联动，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

考察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理论准备，必须深入阐发一个超越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可能性。文章认为，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本体论意义，而劳动是有目的性的活动，意识内在于并伴随着劳动的全部过程。强调劳动之于社会生活的本体论意义，理论作为对象化活动的一种社会形式，意识、意识形态内在于并伴随着人的全部生存活动，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存在的总体，这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高度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又要注意严格区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性质的问题，注意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重犯“意识形态中心论”的错误，还要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自身的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