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原有的分析取向——市民社会与合作主义——作为西方经验的概括，都不能准确描述中国实际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国家在社会中”这一新分析取向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民间组织现象提供了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组织在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它表明国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转型。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得以兴起的最深刻根源，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今天，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可欲的目标，它的达成，仍然不能离开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工作，不但论证着在国家能力和市民社会同样弱小的中国实现二者之间正和博弈关系的可欲性，而且也展开着某种可行性，那就是，提高国家能力、重构国家机器，是以合理界分国家与社会的职能边界、合理确定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前提的，而有限政府并不会自动成为有效政府，国家又必须充分发挥其支持和增进市场有效运作的积极作用，以及使具有自主性和多元化的社会确保统一和团结。

考察当前我国思想文化建设的理论准备，必须深入阐发一个超越经济决定论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可能性。文章认为，生产劳动在社会生活中具有本体论意义，而劳动是有目的性的活动，意识内在于并伴随着劳动的全部过程。强调劳动之于社会生活的本体论意义，理论作为对象化活动的一种社会形式，意识、意识形态内在于并伴随着人的全部生存活动，它们共同构成社会存在的总体，这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既要高度重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斗争，特别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又要注意严格区分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中不同性质的问题，注意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避免重犯“意识形态中心论”的错误，还要致力于文化和意识形态自身的创新。

新公共管理运动将官僚制政府的弊端归结为政府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运行方式，试图通过引入私营企业的组织结构、管理技术以及市场化的运作方式来解决这些弊端。但新公共管理的批评者通过理论分析对这种“管理主义”改革方式的黯淡前景做了预测，而许多国家的改革经历也证明了此种改革方式的限度。新公共管理改革的失效不仅源自其改革措施的缺陷，更源自它忽视了官僚制政府弊端的政治表现。以丹哈特和格利夫为代表的后新公共管理学者主张改革应该针对官僚制政府政治层面缺陷进行。这种从政治路向出发的主张将为官僚制政府改革开辟一条新的途径。我国的行政管理理论与实践都还缺乏对政治问题的思考，后新公共管理的改革模式对我们的行政体制改革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数量化是政治科学的必经之路，但是数量化必须以精确、严格的定义为基础，而且政治科学的发展不能停留于数量主义，它必须建立起解释理论，并以此支撑应用研究。建构中国政治学，指的是政治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指在不同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学。建构中国政治学具有双重目标：既完成“补课”任务，与国际的政治学发展接轨；又实现政治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必须增强政治学的科学性，不仅尽量扩张数据的“硬性”方面，使之具备最大限度的可测量性和可比较性，而且尽量提高它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关怀点和归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