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商会的兴起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构筑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人类探求良好公共生活和政治秩序持久努力的延续，它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绝对主权的消解。通过审慎地分析治理与民主、官僚制等政治学传统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分支，可以看到治理理论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某种交融。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的消逝与地方力量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度之历史联盟的进一步瓦解，构成了国家的新处境。国家的新处境扩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领域，使对国家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等问题展开。在新历史条件下，国家既要寻求一种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性自助的新途径，又要进行社会福利改革；在多层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形式，加强合作机制以解决大量跨边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在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平衡，既体现差异性又重视互补性，实现全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共生联动，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

法治反对从道德推论政治的道德主义，但并不反对道德。法治与德治型构了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的生活秩序，在其中它们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不仅如此，法治的建立与维护离不开道德的基础。一方面，作为社会调控主导性手段的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另一方面，法治要建立起来，必须得到道德的支撑与配合。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必须是内在的统一，即法治是一项现代性观念和制度，与之相契的道德也必须是现代性道德。因此，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必须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社会基础。

思想史上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形：某一问题的重要性随着历史的演进才逐渐呈现、突出出来。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就是如此。当伯恩斯坦对“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区分并宣称市民社会之不可克服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即使像列宁、卢森堡这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几乎是10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市民社会研究成了90年代国际社会科学的一个前沿领域，我们才认识到，伯恩斯坦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究考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指出其合理性前提以及缺失，也就不只具有一点点历史的意义，而更具有了重要的现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