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矿资源的开发一方面为工业提供重要原料，另一方面对生态环境带来冲击，生态包袱是现今国际上表征这种冲击的一个综合量化指标。生态包袱指人类为获得有用物质动用的没有直接进入趸易和生产过程的物料，它形象地表达出有用物品的生产所造成的附加生态压力——每一件供人类享用的物品都背着一个消费者看不到的沉重包袱。生态包袱从输入端全面地揭示物品生产过程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冲击，是从源头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必须度量、监测和控制的重要指标之一。由于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主要物质组成是金属和非金属矿物，因此研究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包袱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中国铁矿资源开发为研究对象，计算其1991年。2000年的生态包袱。结果表明，2000年平均n铁原矿、精矿和成品矿的非生物性生态包袱分别为1.28t、4.40t和3.19t，水生态包袱分别为0.58t、5.77t和4.821。全国铁矿石非生物性生态包袱在整体上有较明显的下降趋势，但重点铁矿山原矿的这一指标略有上升。研究结果对进一步计算我国钢铁产品的生态包袱，以及对其他国家计算其进口的中国钢铁产品所对应的非直接投入具有重要的买用价值。

由于各国资源禀赋条件和生产、消费水平不同，各种资源及其产品的国际贸易有利于国际分工的深化和整体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使全球资源的分配更加合理。但出口国为了提供出口商品，需开采本国资源，这一方面降低了本国资源的保障程度，另一方面出口商品的生产和本国资源开采加大了本国的环境压力；为发展本国经济发生的进口则对进口商品来源国的环境产生压力。因此国际贸易总是伴随着环境负担的转移。为了定量衡量实物国际贸易中附带的环境负担转移，本研究运用生态包袱概念和算法计算了中国1990年～2002年国际贸易对本国环境和别国环境引起的环境压力，并对中国这一时期的实物国际贸易做了详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990年～2002年间以重量计算的中国的物质进口量为每年110×108t～410×108t，年增长率为1113%；进口商品所附带的生态包袱为每年413×108t～2510×108t，年增长率为1516%；出口量为每年018 ×108 t～119×108t，年增长率为715%，出口商品的生态包袱为每年310×108 t～1215×108t，年增长率为1112%；实物贸易平衡（进口盈余）为每年0125×108t～211×108t，总体趋于增长;生态包袱平衡(进口物质附带的生态包袱出口物质附带的生态包袱) 为每年111×108t～1413×108t 。1990 年～2002 年间中国每进口1t的物质对物质来源国的环境造成约412t～617t的环境压力，而中国出口1t的物质对本国环境产生大约319t～813t 的环境压力。

本文计算了中国1961年～2001年的生态足迹、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赤字，分析了这些指标的构成及其变迁;对1990 年～2000 年间第一、二、三产业的生态足迹及其生态占用强度（生态效率) 进行了计算和分析。结果发现：我国从1970 年代初开始，生态系统就处于超负荷状态，生态赤字增长迅速，人均赤字年增长率达到9 %以上;能源和耕地在生态足迹中占主要份额;第一产业生态足迹在总足迹中的比重最高（6317%～6815%）、生态占用强度也最高（达20hm2～23hm2P万元GDP）且生态效率有下降趋势，是影响我国经济之生态效率的主要矛盾所在;第三产业生态足迹在总足迹中的比重很低（415%～514%），其生态占用强度比其它产业低得多（1hm2P万元GDP），但该产业的生态足迹增长速度较高且生态效率提高较慢;第二产业生态足迹占总足迹的2611%～3117%，生态效率在3个产业中增长最快。2000年～2020年，要在实现GDP 翻两番的同时实现生态足迹零增长，需要生态效率也翻两番，年增长率达到7118%，而1990年～2000年间生态效率的实际年增长率为5145 %。

生产物品和提供服务都需要物质投入，所有的投入物质或迟或早都会变成排出物质（废弃物或排放物）返回到环境之中。因此，通过测量物品（服务）的物质投入量就能估计其潜在的环境冲击。同时，测量生产过程中各个阶段的物质投入能够帮助生产者认清资源消耗的分布状况，锁定重点部位，为改进生产方式和工艺流程，提高资源利用率提供决策支持。铜是工业生产中的重要原材料，铜的生产在提供了铜资源的同时，也消耗和搬动了大量的物质，产生环境压力。本研究以中国粗铜生产为研究对象，量化了我国铜生产的物质投入和生态包袱，并对其国际实物贸易环境负担转嫁进行了计算分析。

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需要物质投入，投入的物质量越大，对自然资源的消耗越多，排放的废弃物也越多，因此造成的环境压力也就越大。降低环境压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在于减少经济系统运行所需的物质量。本文以德国Wuppertal气候、能源、环境研究所提出的物质流账户系统为基础，计算了1990年～2002年中国经济系统的直接物质投入，并对其进行了减量化分析和国际比较。结果表明：中国直接物质投入（Direct Material Input-DMI）为27×108t～42×108t，DMI中90%以上是国内物质，这一比例比日本高约20 个百分点，比荷兰高约40个百分点，说明我国经济发展主要依赖自身资源的支撑;中国的人均DMI量为3t左右，约为英国的1P5、荷兰的1P9；中国的DMI 使用效率（单位DMI创造的GDP）也比发达国家低很多，1996年只有不到200 美元Pt，约为同年荷兰的1P5、日本的1P11；但中国的DMI使用效率在升高，过去8年的平均年增长率约为6%，说明我国经济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物质减量;通过对未来50 年中国人均GDP 增长率的估计以及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对2050 年中国人口的预测得出，若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DMI使用量的零增长，2050年中国的DMI使用效率应是现在的5倍或10倍，即年增长率达到3135%或4185%，实现这一目标是完全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