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是以它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与限度为背景的。即便如此，马克思强调了自由主义民主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他也没有把民主等同于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出了利用资产阶级民主中的矛盾，把民主推向前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在一个普遍民主并不存在的时代，马克思于无产阶级作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政治统治的意义上阐发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的新民主概念，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在19世纪末，考茨基对伯恩斯坦的批判，延续了马克思主义对自由主义民主观的批判。

全球化改变了主权国家生存的内外环境，对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了挑战。文章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角色的现实变化出发，着重探讨大力倡导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适应性及解释力，并从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经济至上主义”，它的全面推行必将带来社会民主危机，加深市场与民主之间的矛盾；而全球化进程中所需要的是一种存在于“治理结构”中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

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福利国家体制。70年代后期滞胀局面的出现使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作为对这种危机的应对，20世纪的最后25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去国家化”改革。但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能使资本主义走出危机。“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内外政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明显增强。这种政策调整可以被看作是各国政府对突发事件的一种反应，但也是西方主要国家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动向的延续。超越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成为一种时代要求。当代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左翼批判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理论，都力图解释西方社会发展，指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出路。揭示这种种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我们可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化、“去国家化”的实质、作用及其限度，并指明国家在未来社会中将扮演的新角色。

马克思遵循黑格尔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区分，推进了对自由主义的市民社会理论的批判，特别是把克服市民社会与超越政治解放联系了起来。1844年以后，马克思把市民社会日益归约为经济关系，其目的并不在于把政治意义、法权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剥离出去，而正是为了说明政治意义、法权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马克思指出市民社会与国家都是阶级社会的产物，它们必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这就超越了以洛克和黑格尔为代表的两种相对立的市民社会理论架构，他的市民社会观为我们今天的理论论争提供着重要的资源。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商会获得了长足发展，已形成各级总商会、行业商会、乡镇商会、异地温州商会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温州商会的成立缘由、办公场所、收支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组织章程、决策方式和职能发挥等方面来看，温州商会已取得一定的自组织能力和独立性。这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通过考察政府对温州商会的影响力和干预程度、温州商会对政府的依赖、相互交流以及温州商会人员的政治参与等方面，以及企业对温州商会的支持程度、温州商会对企业的建议情况等方面，可以看出，温州商会与政府、企业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动与合作。同时，在国家严格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的管理体制下，温州商会还存在着诸多缺陷。温州商会的发展仍然受制于现行体制，反映了目前我国民间组织的真实存在样态，而温州商会体现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以及对现行体制的某些突破，正是市场经济先发地区民间组织发展的特色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