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温州商会获得了长足发展，已形成各级总商会、行业商会、乡镇商会、异地温州商会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从温州商会的成立缘由、办公场所、收支情况、组织形式、人事安排、组织章程、决策方式和职能发挥等方面来看，温州商会已取得一定的自组织能力和独立性。这些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它们与政府和企业之间关系的各个方面。通过考察政府对温州商会的影响力和干预程度、温州商会对政府的依赖、相互交流以及温州商会人员的政治参与等方面，以及企业对温州商会的支持程度、温州商会对企业的建议情况等方面，可以看出，温州商会与政府、企业之间实现了某种程度的互动与合作。同时，在国家严格规范社会组织发展的管理体制下，温州商会还存在着诸多缺陷。温州商会的发展仍然受制于现行体制，反映了目前我国民间组织的真实存在样态，而温州商会体现的某种程度的独立性，以及对现行体制的某些突破，正是市场经济先发地区民间组织发展的特色所在。

数量化是政治科学的必经之路，但是数量化必须以精确、严格的定义为基础，而且政治科学的发展不能停留于数量主义，它必须建立起解释理论，并以此支撑应用研究。建构中国政治学，指的是政治学的中国类型，而不是指在不同国家或地域存在着不同的政治学。建构中国政治学具有双重目标：既完成“补课”任务，与国际的政治学发展接轨；又实现政治学的本土化、中国化。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为指导；必须增强政治学的科学性，不仅尽量扩张数据的“硬性”方面，使之具备最大限度的可测量性和可比较性，而且尽量提高它的可理解性、可交流性；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为关怀点和归宿点。

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边界的消逝与地方力量的加强，以及资本主义、社会福利国家与民主制度之历史联盟的进一步瓦解，构成了国家的新处境。国家的新处境扩展了国家理论的研究领域，使对国家的讨论不再局限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而总是围绕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治理等问题展开。在新历史条件下，国家既要寻求一种发展公私伙伴关系和合作性自助的新途径，又要进行社会福利改革；在多层治理结构中积极创新国家主权和国家自主性的形式，加强合作机制以解决大量跨边界的协调和控制问题；在全球治理与地方治理之间取得平衡，既体现差异性又重视互补性，实现全球、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共生联动，构建一个完整的治理体系。

全球化改变了主权国家生存的内外环境，对传统的国家治理模式形成了挑战。文章从全球化进程中国家角色的现实变化出发，着重探讨大力倡导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适应性及解释力，并从中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实质是“经济至上主义”，它的全面推行必将带来社会民主危机，加深市场与民主之间的矛盾；而全球化进程中所需要的是一种存在于“治理结构”中的新型国家与社会关系。

全球化确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但是这种客观性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战略是分不开的。我们在经验意义上描述全球化的同时，更需要规范性地作出倡仪和行动。全球化和全球化理论应受到理性的辩护，但是全球化需要变革，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理论需要批判。而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并不意味着需要回到国家主义，全球化的新分析框架应该建立在一种超越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二元对立的立场上。这种新分析框架强调对世界秩序的重建，强调对政治作出新的理解和开始一个新的政治时代。“承认的政治”应该是全球化的政治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