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上常常有这样一种情形：某一问题的重要性随着历史的演进才逐渐呈现、突出出来。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就是如此。当伯恩斯坦对“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作出区分并宣称市民社会之不可克服时，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即使像列宁、卢森堡这样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在批判伯恩斯坦主义时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几乎是100年后的今天，社会主义运动在世界范围内遭受了巨大的挫折，市民社会研究成了90年代国际社会科学的一个前沿领域，我们才认识到，伯恩斯坦是提出建构市民社会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道路之关系问题的第一人。究考伯恩斯坦的市民社会理论，指出其合理性前提以及缺失，也就不只具有一点点历史的意义，而更具有了重要的现代意义。

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继承，不仅是马克思的政治思想而且是他的全部思想发展的转折点。马克思在分析批判黑格尔政治哲学时，揭示出了政治革命的限度，从而把克服市民社会与超越政治解放之间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从政治解放到人类解放，是马克思政治思想的主题。这一主题构成了1844年以后马克思作为中心工作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提和基础，马克思的政治哲学在他的经济学才得以完成。政治思想的当代发展，日益显现出研究、发掘马克思政治思想的重要性、紧迫性，特别是马克思对超政治、超经济社会理想的论证，以及他对向这一理想社会过渡的条件和经济、政治形式等等所作出的阐述。

马克思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批判与超越了人道主义，马克思不仅提出“具体的人”取代“抽象的人”，更重要的是，由于这一取代，他实现了哲学模式的转型，即扬弃主体性哲学而为互主体性哲学，扬弃认识论哲学而为实践论哲学，因此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人道主义。而在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历史发展所处的阶段，以及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过一些失误，人道主义还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是，如果把人道主义的解释力仅仅相对于社会主义阶段的旧社会残余而言，或者仅仅局限于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那么这种解释力是极其有限的。因而，一种“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概念仍然是必要和可能的，在其中，马克思主义仍具有重要的资源意义。

中国民间组织的“暴发式”增长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和争论。原有的分析取向——市民社会与合作主义——作为西方经验的概括，都不能准确描述中国实际的国家－社会关系变迁。“国家在社会中”这一新分析取向为我们解读中国当前的民间组织现象提供了可能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间组织在从国家中分离出来的同时又在以新的方式与之建立起连接，这一连接的本质是双方基于合法承认基础上的互动，它表明国家和社会正在通过交换界定相互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