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建立了福利国家体制。70年代后期滞胀局面的出现使福利国家陷入危机。作为对这种危机的应对，20世纪的最后25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新自由主义的“去国家化”改革。但是，新自由主义改革并不能使资本主义走出危机。“9·11事件”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各国政府纷纷调整内外政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力明显增强。这种政策调整可以被看作是各国政府对突发事件的一种反应，但也是西方主要国家90年代中期以来的政治动向的延续。超越自由放任主义与干预主义成为一种时代要求。当代西方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新自由主义、左翼批判理论和“第三条道路”理论，都力图解释西方社会发展，指明国家与社会关系发展的出路。揭示这种种理论的合理性与局限性，我们可以把握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化、“去国家化”的实质、作用及其限度，并指明国家在未来社会中将扮演的新角色。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深刻转型。当代中国市民社会得以兴起的最深刻根源，就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今天，市民社会作为一个可欲的目标，它的达成，仍然不能离开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基础。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工作，不但论证着在国家能力和市民社会同样弱小的中国实现二者之间正和博弈关系的可欲性，而且也展开着某种可行性，那就是，提高国家能力、重构国家机器，是以合理界分国家与社会的职能边界、合理确定国家的合法性基础为前提的，而有限政府并不会自动成为有效政府，国家又必须充分发挥其支持和增进市场有效运作的积极作用，以及使具有自主性和多元化的社会确保统一和团结。

温州商会的兴起凸显了以往温州模式研究的局限性，预示着国家－市场－市民社会这一新的权力格局正在形成，温州模式研究亟需从经济学研究范式向政治社会学研究范式转型。我国的市民社会理论正逐步从范式研究转向范例研究，温州商会正是这一题域的典型对象。运用“国家与社会关系”范式来分析温州商会、政府、企业间的互动模式，可以为我国现代化进程中构筑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提供借鉴。

法治反对从道德推论政治的道德主义，但并不反对道德。法治与德治型构了市场经济时代社会的生活秩序，在其中它们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不仅如此，法治的建立与维护离不开道德的基础。一方面，作为社会调控主导性手段的法律必须以道德为基础并与道德要求相一致；另一方面，法治要建立起来，必须得到道德的支撑与配合。法治与德治的统一必须是内在的统一，即法治是一项现代性观念和制度，与之相契的道德也必须是现代性道德。因此，法治与德治的内在统一，必须以市场经济的发展为其社会基础。

治理，包括全球治理的兴起，是人类探求良好公共生活和政治秩序持久努力的延续，它本质上反映了现代性绝对主权的消解。通过审慎地分析治理与民主、官僚制等政治学传统话语的复杂关系，以及全球治理和地方治理两个分支，可以看到治理理论体现了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某种交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