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福柯和弗莱的理论，文学语言的发展在文艺复兴之后发生转喻的断裂。而俄罗斯文化因为世俗化进程的缺失使得其文学语言在19 世纪仍处于转喻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便是代表。尽管其作品中对上帝存在及正义问题的讨论标志着人与上帝的分离，但这种讨论在本质上再次指向“上帝”，这个“上帝”也就是复调之上的一种总体价值体系。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指向在其创作中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转喻，一种是间接转喻。直接转喻是借助于复调式的争辩将讨论引向对“上帝”的皈依，间接转喻则是通过否定上帝的表达形式达到肯定上帝的目的，这也就是陀氏宗教修辞中的转喻辩证法。

宗教文化作为制约性因素始终是俄国文学的基本命题之一，苏联时期的文学中仍保留着宗教的隐喻形态。这种形态有一个预言性标志：造神运动。卢那察尔斯基是这一运动的主要理论家，而高尔基则通过小说《忏悔》来形象化地宣扬造神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建立一种崭新的精神宗教，以替代历史基督教。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所要创造的上帝仍然不是人民大众本身，而是民众理想的精神归宿――新的上帝，即把显性的上帝变为了隐性的上帝。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的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在文化研究兴盛的今天更为明显，后者在批评实践中将前者的学科属性几乎全部涵盖。这源于二者共同的对文学研究内倾化的超越意识。但是，如果比较文学真正建立明确的学科边界的话，它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的差别。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本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本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充分的现实主义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这第二个“人”须从其宗教人类学观念中去加以解析，它就是具有内在神性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中，人具有“上帝类似”的本质，肩负着终极创造的使命；但他同时有着神赋的“自由”，自由便意味着选择，而人的选择往往转向背离神圣使命的“自由意志”。这种背离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在肉体的有限时间中丧失复归神性的能力，因而也无法在自身实现“上帝类似”，他们将永远留在了第一自由的空间之中，成为人的反面类似物；另一种结果是“罚”，来自人内心的灵魂之罚。而能够感受到“罚”的力量，也正是人的神性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