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赫金所提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有着基于俄罗斯文化及正教理念的深刻背景，其主要制约因素是“聚合性”。“聚合性”的核心内容是“多样性中的自由统一”，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中，既有基于“爱”的彼此互为主体，同时也存在着统一性原则或整体性空间，它使得个体的自由成为可能，因为自由的成立只能以诫律为前提。而这样的自由也才是有意义的。

宗教文化作为制约性因素始终是俄国文学的基本命题之一，苏联时期的文学中仍保留着宗教的隐喻形态。这种形态有一个预言性标志：造神运动。卢那察尔斯基是这一运动的主要理论家，而高尔基则通过小说《忏悔》来形象化地宣扬造神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建立一种崭新的精神宗教，以替代历史基督教。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所要创造的上帝仍然不是人民大众本身，而是民众理想的精神归宿――新的上帝，即把显性的上帝变为了隐性的上帝。

有一则寓言，说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有一个古怪的老头某次在仰观天象时，边看边走，竟失足掉进水井，引得在场的一位色雷斯妇女开怀大笑。古怪的老头在这位聪明的女子面前成了笑柄，因为他尚不能看清自己脚下的东，却狂妄地要弄懂天上的奥秘。这个故事自然已是十分久远，但两千五百年来，人类一直在扮演着这样两种角色，要么是那个古怪的老头，要么是那位聪明的女子。后者代表着人类对当下处境的思考，是理智的，实际的，物质的，肉体性生存的，人类若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怕是仍处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阶段；前者代表着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终极关怀，是信仰的，超越的，精神的，道德性生存的，人类若失去了对这一角色的兴趣，则虽可发射飞船、改变基因，仍不过是戴了冠冕的沐猴而已。所以，这两种角色对人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去认同这两种角色；在我们人类赖以区别于动物的精神层面上，究竟哪一种角色应当成为我们的自觉选择。

根据福柯和弗莱的理论，文学语言的发展在文艺复兴之后发生转喻的断裂。而俄罗斯文化因为世俗化进程的缺失使得其文学语言在19 世纪仍处于转喻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便是代表。尽管其作品中对上帝存在及正义问题的讨论标志着人与上帝的分离，但这种讨论在本质上再次指向“上帝”，这个“上帝”也就是复调之上的一种总体价值体系。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指向在其创作中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转喻，一种是间接转喻。直接转喻是借助于复调式的争辩将讨论引向对“上帝”的皈依，间接转喻则是通过否定上帝的表达形式达到肯定上帝的目的，这也就是陀氏宗教修辞中的转喻辩证法。

巴赫金基于其时空体理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一种“门槛”型时空体，不具有历时性，这一论断固然揭示了陀氏的共时性艺术特征，但同时也妨碍了我们理解其诗学中历时性原则的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西方教派“地狱-炼狱-天堂”的生命发展观，进而形成了“堕落－受难－复活”的历时性诗学原则。只从肉体时间上难以发现陀氏诗学的历时性，因为他的关注点在人的精神进程，因此，其表现方式为：一. 以不同的艺术形象代表不同的精神发展阶段，共时地展现历时内容；二. 在同一个艺术形象中历时地展现精神的辩证发展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