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充分的现实主义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这第二个“人”须从其宗教人类学观念中去加以解析，它就是具有内在神性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中，人具有“上帝类似”的本质，肩负着终极创造的使命；但他同时有着神赋的“自由”，自由便意味着选择，而人的选择往往转向背离神圣使命的“自由意志”。这种背离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在肉体的有限时间中丧失复归神性的能力，因而也无法在自身实现“上帝类似”，他们将永远留在了第一自由的空间之中，成为人的反面类似物；另一种结果是“罚”，来自人内心的灵魂之罚。而能够感受到“罚”的力量，也正是人的神性的体现。

巴赫金所提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有着基于俄罗斯文化及正教理念的深刻背景，其主要制约因素是“聚合性”。“聚合性”的核心内容是“多样性中的自由统一”，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中，既有基于“爱”的彼此互为主体，同时也存在着统一性原则或整体性空间，它使得个体的自由成为可能，因为自由的成立只能以诫律为前提。而这样的自由也才是有意义的。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原型形象中，女性人物是深具文化意蕴的一类，依照弗莱的理论，它们可归入“中介新娘”原型。中介新娘是堕落的，但并不邪恶，她们“爱多”的品质成为拯救——自我救赎和拯救他人——的条件。

有一则寓言，说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有一个古怪的老头某次在仰观天象时，边看边走，竟失足掉进水井，引得在场的一位色雷斯妇女开怀大笑。古怪的老头在这位聪明的女子面前成了笑柄，因为他尚不能看清自己脚下的东，却狂妄地要弄懂天上的奥秘。这个故事自然已是十分久远，但两千五百年来，人类一直在扮演着这样两种角色，要么是那个古怪的老头，要么是那位聪明的女子。后者代表着人类对当下处境的思考，是理智的，实际的，物质的，肉体性生存的，人类若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怕是仍处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阶段；前者代表着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终极关怀，是信仰的，超越的，精神的，道德性生存的，人类若失去了对这一角色的兴趣，则虽可发射飞船、改变基因，仍不过是戴了冠冕的沐猴而已。所以，这两种角色对人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去认同这两种角色；在我们人类赖以区别于动物的精神层面上，究竟哪一种角色应当成为我们的自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