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充分的现实主义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这第二个“人”须从其宗教人类学观念中去加以解析，它就是具有内在神性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中，人具有“上帝类似”的本质，肩负着终极创造的使命；但他同时有着神赋的“自由”，自由便意味着选择，而人的选择往往转向背离神圣使命的“自由意志”。这种背离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在肉体的有限时间中丧失复归神性的能力，因而也无法在自身实现“上帝类似”，他们将永远留在了第一自由的空间之中，成为人的反面类似物；另一种结果是“罚”，来自人内心的灵魂之罚。而能够感受到“罚”的力量，也正是人的神性的体现。

宗教文化作为制约性因素始终是俄国文学的基本命题之一，苏联时期的文学中仍保留着宗教的隐喻形态。这种形态有一个预言性标志：造神运动。卢那察尔斯基是这一运动的主要理论家，而高尔基则通过小说《忏悔》来形象化地宣扬造神论。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建立一种崭新的精神宗教，以替代历史基督教。从根本上来说，他们所要创造的上帝仍然不是人民大众本身，而是民众理想的精神归宿――新的上帝，即把显性的上帝变为了隐性的上帝。

根据福柯和弗莱的理论，文学语言的发展在文艺复兴之后发生转喻的断裂。而俄罗斯文化因为世俗化进程的缺失使得其文学语言在19 世纪仍处于转喻阶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便是代表。尽管其作品中对上帝存在及正义问题的讨论标志着人与上帝的分离，但这种讨论在本质上再次指向“上帝”，这个“上帝”也就是复调之上的一种总体价值体系。对这一价值体系的指向在其创作中基本上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转喻，一种是间接转喻。直接转喻是借助于复调式的争辩将讨论引向对“上帝”的皈依，间接转喻则是通过否定上帝的表达形式达到肯定上帝的目的，这也就是陀氏宗教修辞中的转喻辩证法。

有一则寓言，说在公元前六世纪的希腊，有一个古怪的老头某次在仰观天象时，边看边走，竟失足掉进水井，引得在场的一位色雷斯妇女开怀大笑。古怪的老头在这位聪明的女子面前成了笑柄，因为他尚不能看清自己脚下的东，却狂妄地要弄懂天上的奥秘。这个故事自然已是十分久远，但两千五百年来，人类一直在扮演着这样两种角色，要么是那个古怪的老头，要么是那位聪明的女子。后者代表着人类对当下处境的思考，是理智的，实际的，物质的，肉体性生存的，人类若不扮演这样的角色，怕是仍处在茹毛饮血、刀耕火种的阶段；前者代表着人类对自身存在的终极关怀，是信仰的，超越的，精神的，道德性生存的，人类若失去了对这一角色的兴趣，则虽可发射飞船、改变基因，仍不过是戴了冠冕的沐猴而已。所以，这两种角色对人类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问题是，我们应当怎样去认同这两种角色；在我们人类赖以区别于动物的精神层面上，究竟哪一种角色应当成为我们的自觉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