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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韵文学刊
Journal of Chinese Verse Studies
《中国韵文学刊》，创刊于1987年10月。是中国韵文学会与湘潭大学联合主办的学术理论刊物。本刊以繁荣中华学术、弘扬中华文化为宗旨，探讨中国韵文的特点和发展演变的规律，研究诗赋词曲等中国韵文的作家与作品，并酌登少量现代和当代的韵文创作。
谈辞赋的雅化
赵成林
论诗中的理致
詹安泰
詹安泰在《论诗中的理致》一文提出诗歌创作应讲究“理致”,并分别探讨了理致的概念、意义以及读者和作者如何认识理致和获得理致,不乏真知灼见。
两晋诗赋札记
王澧华
晋初郊庙歌辞引导开国诗风,傅、张、陆、石之乐府各有创变。潘岳《悼亡》、左思《咏史》对诗体各有继承创新,帛道猷《陵峰采药触兴为诗》的题名、题旨与诗艺突如其来而又精彩纷呈,张协《七命》、潘岳《藉田赋》与陶潜《闲情赋》,追踪前人母题,皆能出类拔萃。
沉闷世界中解放束缚的力量―――李商隐戏谑诗新论
龙成松
前人往往以“沉博绝丽”、“繁艳遥深”等语评论义山诗,而以“伤春伤别”、“悲剧诗人”目义山其人。其实这只是一种文学史上的固化印象。义山诗中有很大一类是戏谑游戏之作,正是这些作品为我们窥视义山的多维心灵世界,打开了一扇窗户。
明初诗人童冀及其“和陶诗”考论
邓富华
童冀为元末明初重要诗人,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考证童冀的卒年、行实及交游情况。童冀和陶诗的特点在于“和其韵以寓己意”,将明初文人在朱元璋高压政策之下被迫出仕而又欲归不得的遭遇与心绪,通过和陶诗的形式传达出来,名为和陶,其实是借和陶来抒怀,在后世的和陶诗中别具一格,其在“和陶”史与陶诗接受史上也有较为重要的地位。
厉鹗《游仙诗》仙境构建的情理内蕴
吴华峰
厉鹗共作《游仙诗》三百首,以七绝组诗的形式,构建出一个庞大而繁博的神仙世界。这些奇幻瑰丽的文字背后,隐含着诗人真实而深刻的情感体验。组诗作于厉鹗二十二岁之前,恰与《樊榭山房集》正编编年诗作相衔接,对于考察诗人思想心态的流变也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苏黄”集句诗词
张福清
苏黄集句诗词学界少有人关注。苏轼集句诗词体现了“以诗为词”、“以才学为词”的特点。黄庭坚是王安石集句诗的效仿者,首开专集《文选》诗风气,体现了“以文为诗”、“以才学为诗”的特点;黄庭坚集句词集用唐诗原句,亦有截取和增改之处,重在表达对人生的思考和对自身怀才不遇的哀叹。可见,苏黄对集句诗词的态度不是宋人诗话所云“讥讽”或“轻视”,而是表明他对集句诗词创作的认同,实践了“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的诗学思想。苏黄创作集句诗词数量少的原因,在于其强调作家创作和学习风格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强调诗文的独创性,反对临摹行
论欧阳修对花间范式的接受及其影响
陈明霞
花间范式自确立以来,引起了历代文人的普遍关注,就北宋而言,人们对于它的文学接受表现在对于花间范式的模拟上。不同的词家因为经历、观念等不同,其接受的角度也不同。其中以欧阳修对于花间范式的接受最为全面,也最接近花间词的原貌:它既接受了花间词善写艳情的内容范式,又接受了花间词镂金错彩的艺术风格范式,显示出了士大夫情趣与平民情趣交融的特点。这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欧阳修有合体的观念;二是词学背景宽松,欧阳修接受了花间集序词以娱情的观念;三是欧阳修有喜俗的性格。虽说欧阳修是北宋词人中对于花间范式接受最全面的词人,但
论《一剪梅》词体的演进与定型
赵惠俊
《一剪梅》词调在唐宋词的创作中并不太流行,但是因为有两首上乘之作的出现,使得此词调在后世相当闻名。此词调源于周邦彦的即席之作,在发展的过程中经历了李清照与辛弃疾二位词家的改造,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叠韵体。在南宋中叶,这种新型的叠韵体与最初的形式产生了双峰并峙的格局,从中也能窥得辛派词人与雅词词人的不同。经过南宋中后期的发展,在声韵、情感、时代风云际会的多重因素的交织下,这种叠韵体在宋末元初时定型,并被后世绝大多数词家所采用。
谈诗歌的雅化
李剑波
词的雅化问题
徐炼
大文化观照下的诗学、词学与画学―――《邓乔彬学术文集》评介
孙维城,谷卿
罗瑛
时代新声
耆旧遗音
总集编纂形态及其传播效果差异―――以明人总集传播明词为例
汪超
总集可分为全集型总集和选编型总集,后者即“选本”。选域与选阵是影响总集中作品传播的重要因素。“选域”指选本内部的覆盖范围,如收录作品的时代跨度、题材体裁、风格内容等等。总集选域差异对明词的传播产生不同的作用。“选阵”是“词选所开列出来的清单”,作品在总集中出现的位置,作品前后的其他作品都对其传播产生着客观的影响。此外,总集篇幅大小、副文本的情况、编纂者身份都对总集传播明词的效果产生影响。明词在总集中的传播效果如此,其他文体的传播效果也是一样。
利欲问题的文学书写―――论元散曲的世俗抒情
何跞
元散曲以豪放风格称,多用嘲讽的调子来写避世玩世的主题。但元散曲的豪放不同于诗词中的豪放,它不主于人格的豪迈和人性的豁达,而是因于元人的利欲心理。避世看似有着出世的高雅不俗,实则正因充满希望的高级利欲追求不得实现和满足,这种不满足又走向失望的低级利欲追逐中,情绪也更为激烈。元散曲中直接写功名利禄的语词颇多,如“功名”、“富贵”、“名利”、“官”、“钱”等,表面上多对其加以否定,实则正是元人利欲心理的表现。然而元散曲并不能完全取代说明文人的思想情感和心性人格,元散曲中利欲问题的突出呈显只是元代社会现实功利之风
试论关汉卿杂剧《望江亭》的喜剧意味
王艳平
《望江亭》无疑是一部经典喜剧。其喜剧意味不仅表现在喜庆的结局、诙谐的场面、科诨的表演等表层形式,还体现于艺术构思、生活透视、价值评判诸方面的温和敦厚。三个陷阱、三面镜子、三种权衡大致可见出这种喜剧用意。
论汉赋与汉代奏议的互动关系
王征
汉赋与汉代奏议属于不同的文体,前者属于纯文学范畴,后者为应用性文体,它们都是汉代高度发达的文体。这两种文体,看似毫不相干,但在汉代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汉代文人基本上都能兼擅奏议与赋;从这两种文体对汉代政治的强烈关注这一角度来看,二者内容上具有较强的趋同性;汉赋与汉代奏议在写法上也互相渗透。汉赋与汉代奏议齐头并进,互相渗透,形成有汉一代一种繁荣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
论曹植赋的诗化
曹栓姐
建安赋家曹植的辞赋在题材选择、创作目的、创作手段、意境营构、遣词造句等方面,吸取了诗歌创作的成功经验,呈现出诗化的特征;曹植辞赋的这一变化,是辞赋文体演进的需要,与建安时代的文学观念、曹植本人的特殊经历有着密切的联系;曹植赋的诗化使得辞赋具有了建安文学的一般特征,也使得曹植成为当时的“赋颂之宗”。曹植援诗入赋的做法引领了一时风气,对南北朝辞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今的辞赋创作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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