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将中国上海股票市场1997年7月至2002年12月划分为盘整期、多头期和空头期，并运用GARCH和EGARCH模型，分别对不同时期股价波动与成交量代表的新信息流和ARCH效应代表的旧信息流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第一，中国股市存在着明显的“杠杆效应”，即在盘整和空头期，负面信息比正面信息造成股价更大的波动，但这种“杠杆效应”在多头期的表现恰好相反；第二，股价波动与成交量所代表的新信息流显著正相关，其中空头期最为明显；第三，新旧信息流对股价波动的影响在三种市场态势中存在明显的差异，即在盘整期和多头期，代表旧信息流的ARCH效应和代表新信息流的成交量共同解释价格的波动性，但在空头期，ARCH效应明显减弱，成交量的影响依然显著，说明新信息流的影响增强，而旧信息流的影响降低。这些研究发现为深入了解、认识和把握中国股市价格的波动性特征和变动规律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自马克维兹创立投资组合理论以来，风险度量方法和金融资产配置模型的研究一直是金融投资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金融投资专家和学者先后提出各种不同的风险度量方法和相应的资产配置模型。不同的风险度量方法直接影响着资产配置结果。围绕风险度量问题，90年代以来，一种度量风险的新方法，风险价值（ValueAtRisk），简称VAR，成为银行、证券经纪公司、投资基金等金融机构、市场监管者以及各类非金融公司进行投资风险度量与管理、资产配置、绩效评价等的重要工具。例如，美国的穆迪和标准普尔等资信评估公司以及财务会计准则协会、证券交易委员会等都宣布支持VAR为度量和管理风险的主要方法;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等亦认可了VAR作为可接受的风险度量方法之一。本文在对度量风险的不同方法（方差、Downside2Risk和VAR）及其相应的资产配置模型(马克维兹模型、哈洛模型和VAR模型)进行理论研究和比较总结的基础上，收集我国证券市场股票和国债的有关数据，分别对方差—马克维兹模型、Downside2Risk—哈洛模型和VAR模型进行系统的实证研究，最后根据实证研究结果，对这三类模型在我国证券市场的应用效率展开比较研究。

本文应用历史β模型、β=1模型、布鲁姆调整（Blume Adjustment）模型、瓦西塞克调整（Vasicek Adjustment）模型和罗森贝格系统（Rosenberg System）五种有关股票系统性风险的预测方法，搜集1996年1月1日—2000年12月29日期间上海和深圳市场上的292家上市公司的有关资料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6-2000年，以市场模型估计的β整体上没有显著差异，但各自股票的β的离差逐年扩大。同时，10个产业的β估计值的差异不大，但其离差存在较大差异。此外，布鲁姆调整模型的预测误差最小，其次分别是β=1模型和以β为预测变量罗森贝格模型，再次是瓦西塞克调整模型和历史β模型。最后，以β为因变量的二种罗森贝格预测模型明显优于以收益率为因变量的罗森贝格预测模型。作者认为，β是投资决策和股市风险提示的重要信息，虽然估计和偏差调整技术有待改进，但我国必须重视股票系统性风险研究，鼓励投资服务机构定期公布上市公司的β值。同时，为提高预测β的准确性，要惩治提供虚假信息的上市公司，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而投资者也需了解我国上市公司β的不稳定性和β自身的局限性，慎用β于投资决策，并注意选择β的各种调整和预测模型。

本文通过研究1996-1999年在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的529家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票，发现这些股票初始收益率的平均值为129.8%，初始收益率的分布呈正偏的凸峰态，这说明中国股市的IPOs存在短期定价偏低的现象。本文认为IPOs定价偏低的原因是股票发行市场的制度性缺陷和股票二级市场的运行及投资者的投机行为共同作用的结果。

本文以1995年2月-2002年6月深沪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和对比三个定价模型—CAPM、三因素模型和特征模型。实证研究发现：（1）中国股市存在显著的“账面市值比效应”（BM Effect）和“规模效应”（SIZE Effect），但对于小公司则不存在“1月份效应”；（2）三因素模型比CAPM能更好地描述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变化；（3）基于“股票横截面收益是由公司特征决定”的非理性定价理论的特征模型不成立，而基于“股票横截面收益是由风险因素决定”的理性定价理论的三因素模型成立。这些发现说明，账面市值比和公司规模这二个变量代表的是一种“风险因素”，并非“特征因素”，因此中国股票横截面收益的变化取决于风险因素，而非特征因素。作者认为，导致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股市长期的同涨同跌特征。

本文根据股票市场微观结构理论，运用高频数据对我国深圳股票市场的买卖报价价差的变动模式进行实证分析，同时研究股票买卖报价价差的影响因素和成因，并建立和检验相应的模型，从而揭示我国股票市场的微观结构特征。

本文依据行为金融的理论和研究方法，以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过去6个月的累积超常收益来构造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研究发现:首先，在未来的12个月，赢家组合发生了收益反转现象，而输家组合发生了收益惯性现象;其次，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未来12个月的累积超常收益与组合形成期股票的流通股市值和基金持有该股票的比例成反比，但与公司每股收益成正比，存在显著的“规模效应”、“基金持股效应”和“EPS效应”。笔者认为，导致“赢家变输”和“输家更输”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是基金基于市场上投资者“追涨杀跌心理”的“短期套利行为”和基金基于“自我控制心理”的“止损行为”。

发展高科技产业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是构造21世纪我国国家竞争优势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战略。然而，科研成果的产业化投入大、风险高、项目成活率低。因此可以说，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政策是一种国家意志和国家战略的体现，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成败却是一种市场竞争和市场选择的结果。认识高科技产业化投资项目的风险，研究其风险的控制和效益评价问题，对于在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决策过程中，规避风险、提高效益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将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分成两大类：国有控制人和非国有控制人，前者包括国有资产管理局、国有资产经营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和院校，后者则包括自然人、一般社会法人和外资股东。通过考察2002年沪深股市1182家上市公司，我们发现若干有意义的结论：首先，国有股东仍然直接或间接控制了约77.13%的上市公司，平均控制的表决权是47.57%，几乎处于绝对控股地位；非国有股东直接或间接控制了22.87%的上市公司，平均控制的表决权是33.27%，处于相对控股地位。其次，各种类型的实际控制人采用金字塔式控股结构的比例是不同的，自然人采用金字塔式控股结构的比例高达95.7%，控制的表决权是现金流量权的2.35倍，而国有资产经营公司采用金字塔式控股结构的比例最低，仅有15.7%，控制的表决权也只是现金流量权的1.072倍；最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在董事会中占据的董事席位比例远比它们控制的表决权比例高，平均而言国有控制人向上市公司董事会多派了1.82个董事，而非国有控制人则向上市公司董事会多派了2.80个董事。因此，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研究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及其对绩效的影响具有一定意义。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选取了70家处于财务困境的公司和70家财务正常的公司为样本，首先应用剖面分析和单变量判定分析，研究财务困境出现前5年内各年这二类公司21个财务指标的差异，最后选定6个为预测指标，应用Fisher线性判定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和Logistic回归分析三种方法，分别建立三种预测财务困境的模型。研究结果表明：（1）在财务困境发生前2年或1年，有16个财务指标的信息时效性较强，其中净资产报酬率的判别成功率较高；（2）三种模型均能在财务困境发生前做出相对准确的预测，在财务困境发生前4年的误判率在28%以内；（3）相对同一信息集而言，Logistic预测模型的误判率最低，财务困境发生前1年的误判率仅为6.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