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一个重要原则是“在充分的现实主义条件下发现人身上的人”。这第二个“人”须从其宗教人类学观念中去加以解析，它就是具有内在神性的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观念中，人具有“上帝类似”的本质，肩负着终极创造的使命；但他同时有着神赋的“自由”，自由便意味着选择，而人的选择往往转向背离神圣使命的“自由意志”。这种背离有两种结果：一种是在肉体的有限时间中丧失复归神性的能力，因而也无法在自身实现“上帝类似”，他们将永远留在了第一自由的空间之中，成为人的反面类似物；另一种结果是“罚”，来自人内心的灵魂之罚。而能够感受到“罚”的力量，也正是人的神性的体现。

从上世纪中期开始的比较文学学科危机在文化研究兴盛的今天更为明显，后者在批评实践中将前者的学科属性几乎全部涵盖。这源于二者共同的对文学研究内倾化的超越意识。但是，如果比较文学真正建立明确的学科边界的话，它与文化研究其实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都具有明显的差别。文化研究的对象是文化系统中文化诸要素与艺术文本的隶属关系，比较文学的研究对象应是文化系统中艺术文本的并置结构关系；文化研究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非文学因素与文学的各种隐喻关系，是一种纵向研究；比较文学致力于破解文化系统中不同文学因素之间的各种转喻关系，是一种横向研究。基于此，比较文学应当放弃跨科际研究的属性，通过退守的形式维护其学科的完整性。

卢那察尔斯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其批评实践体现着辩证法的光辉，既有对作品艺术特质的社会及时代成因的解读，也有对艺术家生物个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的肯定，但艺术家生物个性从本质上说仍是在对社会与时代的抗拒与超越中形成。同时，特定的语境决定着卢那察尔斯基批评的意识形态规则，这一规则既导致某些越界阐释与功利色彩，也体现着这一语境中批评家的责任。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全部作品中前所未有地广泛触及了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人们往往把他与果戈理相比，因为果戈理开了俄国自然派的先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种“自然派”的中坚力量。他因果戈理强大的批判力量而将其称为“魔鬼”：“我们曾有过魔鬼，真正的魔鬼；……他嘲笑整个生活，嘲笑自己和我们，而我们大家都跟着他笑，以至于最终我们在笑声中哭泣起来。他深悟到皮罗果夫中尉的使命；他由一个小官吏丢失的外套给我们写出一幕骇人的悲剧。他用三行字便向我们讲述了梁赞的一个中尉的故事，——讲述得淋漓尽致。他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唯利是图者、富农、敲诈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有权有势者。他颇有必要地一一指明这些人，在他们的额头上打下永久的烙印，而我们对他们是谁，更主要的，他们如何称呼，便耳熟能详。这是何等强大的魔鬼啊，这在欧洲是从不曾有过的，你们也未必会允许有这样的魔鬼存在。”2著名批评家弗里德连杰尔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的推崇 而认为，“我们都出自果戈理的《外套》”这一出处不定的名言一定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口。3果戈理在对现实之恶的揭露上确是前无古人的，他第一个在其文学世界中展示了俄国社会黑暗的角落，如传统宗法制社会的衰朽、贵族阶层的没落、官僚制度的腐败、下层民众的苦难，等等，从而将俄国文学从贵族的沙龙中真正引向广阔的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