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其全部作品中前所未有地广泛触及了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人们往往把他与果戈理相比，因为果戈理开了俄国自然派的先声，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正是这种“自然派”的中坚力量。他因果戈理强大的批判力量而将其称为“魔鬼”：“我们曾有过魔鬼，真正的魔鬼；……他嘲笑整个生活，嘲笑自己和我们，而我们大家都跟着他笑，以至于最终我们在笑声中哭泣起来。他深悟到皮罗果夫中尉的使命；他由一个小官吏丢失的外套给我们写出一幕骇人的悲剧。他用三行字便向我们讲述了梁赞的一个中尉的故事，——讲述得淋漓尽致。他在我们面前展示了唯利是图者、富农、敲诈者、以及形形色色的有权有势者。他颇有必要地一一指明这些人，在他们的额头上打下永久的烙印，而我们对他们是谁，更主要的，他们如何称呼，便耳熟能详。这是何等强大的魔鬼啊，这在欧洲是从不曾有过的，你们也未必会允许有这样的魔鬼存在。”2著名批评家弗里德连杰尔由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果戈理的推崇 而认为，“我们都出自果戈理的《外套》”这一出处不定的名言一定是出自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口。3果戈理在对现实之恶的揭露上确是前无古人的，他第一个在其文学世界中展示了俄国社会黑暗的角落，如传统宗法制社会的衰朽、贵族阶层的没落、官僚制度的腐败、下层民众的苦难，等等，从而将俄国文学从贵族的沙龙中真正引向广阔的社会空间。

卢那察尔斯基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批评的最高成就，其批评实践体现着辩证法的光辉，既有对作品艺术特质的社会及时代成因的解读，也有对艺术家生物个性与艺术性之间的关系的肯定，但艺术家生物个性从本质上说仍是在对社会与时代的抗拒与超越中形成。同时，特定的语境决定着卢那察尔斯基批评的意识形态规则，这一规则既导致某些越界阐释与功利色彩，也体现着这一语境中批评家的责任。

巴赫金所提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有着基于俄罗斯文化及正教理念的深刻背景，其主要制约因素是“聚合性”。“聚合性”的核心内容是“多样性中的自由统一”，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艺术中，既有基于“爱”的彼此互为主体，同时也存在着统一性原则或整体性空间，它使得个体的自由成为可能，因为自由的成立只能以诫律为前提。而这样的自由也才是有意义的。

巴赫金基于其时空体理论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一种“门槛”型时空体，不具有历时性，这一论断固然揭示了陀氏的共时性艺术特征，但同时也妨碍了我们理解其诗学中历时性原则的体现。陀思妥耶夫斯基接受了西方教派“地狱-炼狱-天堂”的生命发展观，进而形成了“堕落－受难－复活”的历时性诗学原则。只从肉体时间上难以发现陀氏诗学的历时性，因为他的关注点在人的精神进程，因此，其表现方式为：一. 以不同的艺术形象代表不同的精神发展阶段，共时地展现历时内容；二. 在同一个艺术形象中历时地展现精神的辩证发展历程。